本帖最后由 张汉平 于 2018-7-20 17:12 编辑
转者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领袖毛泽东就是一颗永不熄灭的红色火种。在建党建军建囯的日子里,转此文供网友分享和对他的怀念。青年毛泽东的五年：从学生到中共中央局秘书
——纪念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和新民学会成立100周年
摘要：今年是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和新民学会成立100周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度。中国近代晚清以来的重大社会事件中都留下了湖南第一师范人的踊跃身影。五四运动也不例外，五四运动在湖南如火如荼进行了一年余，直到“驱张”成功。其主要领导者就是湖南一师人毛泽东和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是五四运动湖南的主将，而新民学会骨干会员基本都是湖南一师学生，湖南一师广大师生参与了五四运动湖南的活动，成为这股历史潮流的主流力量。青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在苦苦求索中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成为全国建党先驱，出色主持湘区工作，到1923年当选中共中央局五人成员，任中央局秘书调上海工作，短短五年，青年毛泽东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中共的最高领导成员。
青年毛泽东
五、确立信仰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因此，他们普遍对社会主义怀有极大的兴趣。不过，这个时候的社会主义，流派繁多，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如全国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小册子达七十多种。毛泽东在北京停留时，也读了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某些主张也很感兴趣，甚至表示赞同。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还曾为建设新村的设想与有关方面进行过联络。1920年2月，他饶有兴味地参观了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考察了他们以共产互动为特征的新生活。4月7日，他又登门拜访了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周作人。曾经在岳麓山下试验“新村主义”、“工读互助团”，希望通过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劳心劳力两个阶级的区别。后来，毛泽东对斯诺也坦白地提到：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文化、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止沙俄时期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条件归还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和其他各种产业，放弃庚子赔款俄国部分，废弃一切特别权利和在中国境内的俄国贸易区。1920年2月，苏俄政府又发表了同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告。这两次对华宣言在1920年3、4月间，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公之于众。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的内容后，大受鼓舞。《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应，并且指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推动。 由于领导“驱张”运动，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使他有更多机会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1月，毛泽东在李大钊介绍下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此时，毛泽东和李大钊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的兴趣。毛泽东接触更多的人是李大钊及他的作品，他和李大钊多次讨论过赴俄留学的问题，并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高度关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特别留心搜集和阅读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据毛泽东老师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4日到平民通讯社看望毛泽东时，就在毛泽东工作的香案上看到，左边是油印机和通信社稿件，右边是一大堆社会主义的新书刊，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1920年3月，北大五四运动骨干学生团体在李大钊的的领导下，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经常到这个研究会找邓中夏和罗章龙共商驱张和湖南自治的事宜，以及请求介绍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情况。李大钊向毛泽东推荐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等。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曾就此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党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赶赴上海。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共商驱张后的湖南建设问题，同时，顺便为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当时，陈独秀已发表《劳动者的觉悟》、《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陈独秀已与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俄共布代表杨明斋会晤，正在上海与李达、李汉俊等人筹组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的夏天，毛泽东来到上海，曾多次会晤陈独秀，与他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促进会的工作计划等问题。陈独秀还同毛泽东等谈劳工神圣、要用通俗语言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启蒙教育。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5月、6月在上海期间，毛泽东、彭璜、李思安等还有机会拜访国际共产代表维经斯基，学习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回长沙后，彭璜写的《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感言》对此有记载。毛泽东在其写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也可见当时拜访维经斯基的对他们产生的重要影响。7月初，毛泽东等告别上海时向陈独秀谈了回湘的打算，先办文化书社、建立俄罗斯研究会、准备赴俄勤工俭学。陈听后很高兴，说你们的计划能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并透露共产党上海的发起组已成立，把湖南列入了组党计划中。 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毛泽东于1920年7月7日回到长沙。这时已经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他，一方面致力于创办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并为实行湖南自治而奔走。并在长沙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31日，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刊登在湖南《大公报》上，文章称： “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于9月9日开始营业。它经营的书刊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现代教育之趋势》，以及《新青年》、《劳动界》、《少年中国》、《新生活》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俄国革命给予了特殊关注。8月22日，毛泽东与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人举行会议，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提倡赴俄勤工俭学。9月16日，研究会正式成立，毛泽东被选举为书记干事。 毛泽东虽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上海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但中国彻底改造的道路如何实行，都不清楚。“驱张”后，毛泽东尝试实现湖南自治。在上海时，他就曾与彭璜等起草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并发表在《天问》周刊和《时事新报》上。获悉张敬尧被逐出长沙的消息后，他又先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成》、《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述了他对实行湖南自治的主张。当时他就深刻地意识到，旧的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废，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拨起，不足以言摧陷廊清”，而根除的办法，是废督裁兵，实行民治。他提出：“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在长沙，当他得知新任湖南督军谭延闿发表通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政策的消息后，又接连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等文章，进一步阐发了对实行湖南自治的看法和主张。 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大胆设想，认为：辛亥以来“九年假共和国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面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毛泽东进一步申述道：列宁领导俄国的革命是“彻底的总革命”。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中国没有大中国建设的基础。现在全中国之政府，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由武人官潦割据垄断，政治更腐败。然而，在这当中必然要发生一种新现象，这就是在军阀的割据中，生长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不堪军阀的垄断之苦，奋起而要自由，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以这样的分析出发，毛泽东主张：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 同时，他还针对谭延闿提出的“湘人治湘”进行了一番剖析和批驳，提出了“湘人自治”概念。他指出：湖南人民所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因此，湖南自治应搞成源自下层的政治运动，就像“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一样。否则，所谓的自治，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 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谭延闿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9月13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谭延闿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11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实行高压政策，湖南自治运动失败。 过近半年的艰难跋涉和痛苦思索，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毛泽东对几年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彻底抛弃了社会改良幻想。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可见湖南自治运动坚定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实现共产主义采用俄式道路的选择。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向警予、罗章龙等人的信中表示：“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必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使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封信是毛泽东确定信仰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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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0 17:03:38
发表于 2018-7-20 17: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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