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18-9-23 11:57 编辑
我当耕读教师（1）
1973年3月从部队复员时和战友合影， 地点河北峰峰，后排中为笔者。
我填个人履历表，“1973年3月至1978年3月，在老家安乡安昌六合学校教书”，我的职业简单地说就是当老师。但要说准确，那时我们农村大队（还是人民公社体制）学校教书的老师也有两种身份，一类是国家干部编制的公办教师，一类本质是农村社员身份的民办老师。公办老师，吃国家统销粮，国家按月发工资。社员身份的老师，和社员一样，主要报酬是按正劳力平均水平记工分，另外国家教育部门每月给一点补助，小学补5元，中学补10元。这类老师习惯称民办老师，其实称“耕读老师”比较恰当，因为当时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不是私人性质的那种与“公办”相对应的“民办”。我当了五年耕读老师，后来我大学毕业，因为分到宣传部门理论科、讲师团，与教育挨边，套有关政策，这五年记入了我的连续工龄。这五年也有水分，中途我调到公社工作有差不多两年时间，真正教书的时间顶多3年。
六合学校（2016年摄）
我1973年3月从部队复员回地方，托在大队当大队党支部委员、妇女主任的老婆的福，大队安排我当耕读教师。所在的六合学校，其前身是彭家湾小学，人民公社化后就改名六合小学，因为文革中增办了初中班，所以称六合学校。我3月中旬才到学校上课，开学有一段时间了。学校安排我教3年级的算术课，我高中毕业，自认为当小学老师应该是称职的。我记得第一堂课是算术课，讲分数，没有教具，我举分糍粑的例子，一个糍粑两个人分，每个人分多少；三个人分，每个人分多少……我提问，孩子们踊跃回答，气氛活跃。教室最后面是校长和其他班的老师听课，他们表情和悦，也让我放心。但是，校长和我交流意见时，基本肯定后提意见说我举例“分糍粑”，政治性不强，要注意突出政治。我没有分辨，默认了。因为我知道，别看农村，大队贫下中农的政治觉悟不低。我在部队里和结婚不久的妻子通信，信里劝我的妻子和公婆搞好关系，写了一句“和气生财”的话，被她的朋友同事拆阅了，说我的政治觉悟太低，与妻不相配。
上世纪七十年代，妻（右）和时任六合学校校长刘永群参观韶山。
初中班的语文老师颜汝贵，是公办老师，是一个女同志。她管理学生的纪律有些吃力，听说我是高中生，主动提出和我调换课程。这事也有她对我的友情，我教初中，待遇翻番，每月补助10元。但对她在经济上却无丝毫影响，学校也同意了。从此，我就教初中并且当班主任。颜汝贵是城关人，她不喜欢教书，后来转行了。真巧，后来我知道她是我读初中时的老师颜家禄的妹妹，也就是安乡一中老校长颜昌益的女儿。她知道我考上大学，还给我送了15元钱表示祝贺，前些年我和她爱人老余还通过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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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3 11: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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