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18-9-29 17:39 编辑
我当耕读教师（2） 1977年高考，张铁生（中）物理考试交了“白卷”
当耕读教师不久，接待了特地从长沙来乡里看望我的战友彭国权。他是我安乡一中高十四班的校友，我们同年当兵，新兵连在一个班，下连队后在一个中队（营）。他为人耿直，但性格急躁。他当副班长，和也是校友的班长搞不好关系，老入不了党。只当了不到3年时间的兵，都说与闹矛盾有关系，正副班长双双复员了。我们那代人都把“前途”看得很重要。复员时，彭国权哭得很伤心。临行，我把给家人买的一斤毛线送给他了。一斤毛线23元钱，当兵第一年每月只有6元钱。当时我经济上的奋斗目标就是给家里每个人买一斤毛线。彭国权回到老家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写他不忍如此狼狈地离开，以及对前途的渺茫，很感伤。世事难料，1971年春季的退伍军人都有安排，彭国权是1966年毕业的高中生，竟然被安排在省政府的标准计量局，单位在省城岳麓山下。不忘老朋友，他带着啤酒来看我。那个年代啤酒不多见，尤其我们乡下。我们都没有酒量，两瓶啤酒下肚，都有些许醉意。我们几乎同时想起了孟浩然的诗《过故人庄》，背诵：“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彭国权说他不是被邀，而是主动到“田家”看望老朋友的。他没想到我当了五年兵，居然回到农村。那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性格有背世俗，不会有大的作为了，只能终老乡里。彭国权不会安慰人，他看不到我将来会有任何转机，声音哽咽。1968年5月，彭国权彭国权在戈壁滩留影。
1972年5月，彭国权（后左）在长沙和安乡一中66届高中同学合影。 后排右罗优卿，前排杨孟秋（左）、李寿全。
1973年秋季，大学招生开始了，那年虽然还是推荐保送，但要经过考试。于是，难倒了一些人，大队（村）申请推荐的人明显比往年少。开始我跃跃欲试，但被告知我是已婚，不合条件。我没有“太上心”，大队推荐的是两名女生，一个是大队书记的侄女儿，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后来听说要考试，主动退出；另一个是长沙知青徐冬菊。考试是在6月份，从确定报考人到考试仅一个多月时间。徐冬菊是学校老师，和我同事，我们还住前后房。我进校时间不长，很少说话。我们村里长沙知青集中，我们一个生产队就安排了两个，我家一个，我岳母家一个。这时一部分知青已经离开农村，成为“盲流”。留下来的，似乎也有“劣迹”。徐冬菊仍然坚持上课，挤休息时间复习。复习数学，遇到难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这个教初中的语文老师。她真没想到我这个当兵出生的人，说起数学来也途途是道。后来，她的复习少不了向我请教。她参加了考试，之后，就是大家清楚的，张铁生白卷事件，传说考试成绩作废；再后来，徐冬菊接到通知，被录取到长沙水电中专读书。第二年暑假，徐冬菊回六合，我们见面了。此时，我才知道她是“邓十三”的干女儿，回六合落他家。“邓十三”，是和我父亲一起长大的朋友，孤身一人，小时候帮我亲戚看牛；长大后一起做长工，主要是看鸭子。中年以后才和一个寡妇组成家庭，没有儿女。因为小时候有头廯，也就是癞子，所以外号“十三”，通用名就是“邓十三”。搞集体时帮大队看鸭子，生活比一般社员宽裕。徐冬菊和“邓十三”夫妇胜似家人，乡亲称赞。但以后，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来往；“邓十三”夫妇去世前后，我的父母去陪伴，帮助料理，也没听到徐老师的消息。和我同是1973年复员的李寿全，在他的同学、也是未婚妻、日后的爱人的支持下，参加这次“高考”，被中南大学录取；安乡战友龚明金被湖南大学录取……这些消息纷至沓来，我为他们高兴的同时，难免为自己处境伤感。电影《决裂》剧照
张铁生白卷事件在全国，尤其在教育界引起争论。我当时是同情张铁生的，他在农村，还当小队长，哪有时间复习，考不出来可以理解。但是，我赞成考试，当年招生，即使我没结婚，仅凭推荐，“两手泥巴”做标准，不一定有我的名额。1973年具体招生条件是如何规定的我并不清楚，我只是大队通知推荐名单时没有我，给我的理由是结婚了。1977年恢复高考，虽然要考试吓退了一些人，还有不少有各种优越条件的人想试试，所以仍然踊跃。“白卷”事件后，拍摄放映电影《决裂》，我特别反感对大学传授知识的嘲笑。“马尾巴的功能”，让我想起1970年在陕西丹凤接兵，一个区里的武装部长告诉我，说县人民医院一个学药剂的研究生，被人嘲笑迂腐，不会看病。那位武装部长不满当时不少单位用人不当，用非所学！这位武装部长和我兴趣相投，他有一部“收缴”的《康熙字典》，想赠送我，我当时携带不方便，婉谢了……
2007年9月25日，陕西丹凤重游， 在丹凤县博物馆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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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6 10:3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