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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耕读教师（6）
1972年2月20日，福建莆田县一所小学的老师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 4月26日、5月6日，毛泽东回信并汇款，李庆霖被誉为“反潮流英雄”。
我们这代人都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有很重的政治情结。1973年11月福建一个乡村教师李庆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谈反潮流”的文章，好像其中还提到毛主席倡导的“五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我很受鼓舞，坚持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1973年年底发生的一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我差点成为众矢之的。
被我诟病的漏雨的教室，不久被拆除重建，初中班搬到离学校一里多路的靠虎渡河大堤的一户农家上课，我的办公室兼卧室也是借住紧靠学校的伍家斌家的一间偏屋里。学校作息时间上课、下课，靠敲钟掌握，我们的临时课堂就只能能靠老师自己把握。那时，手表都很少，我好像有一块南京“紫金山”牌手表，其他老师还没有手表。好在学校的铃声有时依稀能听到，加上老师的经验和习惯，时间把握八九不离十。河堤上是六家渡码头，有供销社，大米厂，大队部，还有第九、十两个生产队的几个农户，虽然不是集镇，也算热闹。原大队书记李宏辉家里是第十生产队的，也住在大堤上，当时他家正在修建房子。李宏辉土改时就参加工作，几十年的老干部。他调公社也有好几年了，担任安昌公社修防会主任。资格老，人缘不错。他家建房，公社有建筑队，自然帮忙。当时还只是建一般平房，但建的是砖瓦结构的房子，面积不小，在那时算非常奢华。学生好奇，不仅平时去围观，课间休息也是成群结队地跑去看热闹。有一次是我的课，上课时间到了，班上还没有几个学生。等了十多分钟，班干部好不容易才把学生喊齐。到教室后，还老不能安静下来。我提出严厉批评，而且越说越激动，口不择言：“有什么好看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不满意私人大兴土木，而且群众对公社干部平调劳力有看法，认为这是不正之风。 其实我和李书记并无个人恩怨。话说过后，我早就忘记了。谁料第二天，校长带来李书记的口信，“某某说要拆我的屋，你告诉他，他敢拆我的屋，我就要抠他的排肋骨！”我听后火冒三尺。首先，我的话被严重歪曲，我只说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哪里是说要拆他的屋呢？其次，公社领导，老干部，有什么了不起，倚势欺人吗，我才不吃这一套！我立即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的排肋骨是硬的》，贴在商店即六合代销店的墙上。这里通向渡口，南来北往通县城的要道。我的大字报主要内容介绍事情的前因后果，声明自己并没有说要拆他的房子。当然对他大兴土木，其中不乏利用手里权利谋取私利的行为进行讥讽，摆出来的是一幅不屈不挠的架势。听说大字报贴出不久，被李夫人撕掉了，她当众诅骂我。
1997年10月11日，六合学校的刘永群、彭逢锐老师 祝贺我母亲的寿诞，还回忆起往日我的磕磕绊绊的趣事。
对大字报反映复杂，群众中普遍赞扬我是“反潮流”，不畏权威，敢于说话，尤其是对李宏辉当书记心怀不满的人。但是我的家人却并不看好：李宏辉是我的父辈长者，曾和我父亲同是大队党支部的同事。1964年暑假，我回村劳动，他看重我把我抽到大队编简报，发挥我的特长，并且可以不下田劳动，这在当时是特殊优待。我老婆，是他手里培养出道的女干部，曾经推荐到公社和县里当政治学徒，只是机会不好，没转为脱产干部；我的二弟更是李书记看重和培养的年轻的生产队长，从第六生产队调到第七生产队当队长，委以重任……好在我的父亲认同我的解释，是传话人歪曲了我的原话，才产生的矛盾。我贴出大字报后，我再未做任何解释，和李书记见面，两人也从未谈到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已经大学毕业，在常德地委工作，一次回老家，在安乡县城和李书记相遇，当时他退休了，给一个单位做门卫，我陪他走了很长一段路，边走边聊，谈得很投机。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次谈话，竟成为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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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6 16:08:32
拜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