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18-10-8 16:03 编辑
我当耕读教师（7）
2016年6月9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女婿刘谨陪我游览广州的小洲村， 参观龙舟竞赛。我对这里保留的人民公社的大礼堂感兴趣，拍下了这张照片。
1974年暑假，我得到通知，调我到公社工作。我感到突然，谁会举荐我呢？虽然我仍然是农民身份，不转统销粮，不拿工资，同样是拿非包工，只是由大队的非包工变成了公社的非包工，但是一般人看来仍然是提拔、高升了。调动的具体原因不清楚，但都认为与我写大字报《我的排肋骨是硬的》有关。什么原因，一直有两种推测：一是大家盛传，我的大字报贴出不久，恰好县委宣传部两个人回县城路过，在六家渡过渡，看见大字报，向围观的群众打听作者是什么人，赞扬大字报文笔不错，写得好，而且有“反潮流”精神，所以引起公社重视；还有一种说法，公社书记易华斌不满李宏辉的尾大不掉，他们都是土改时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互相不买账，公社书记指名调我起类似“敲山震虎”的作用。
姚秘书告诉我，调我到公社，是参加新成立的公社“评法批儒”办公室。我知道社会上有这个活动，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报刊上发表有署名“梁效”的大块头文章。但调我具体做什么，姚秘书并没有说清楚，他只告诉我由他具体负责，同时抽调来的还有一个女同志叫“曾荣华”，可能是“单线联系”吧，我们并未谋面。曾荣华的家离公社不远，没住公社。我的家离公社远，姚秘书找总务给我安排了住房，开始在靠河边一间简易的房子里。住不久，还让我搬进一间干部正式的住房，不过是两人合住。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公社干部很少在公社机关住，安排的房子，只是一个落脚的地方。公社干部都安排有联系的大队，平时都在基层穿来穿去，食宿也有自己的联系点。近期的工作，姚秘书做了交代，我和曾荣华每人在公社大会堂做一次“评法批儒”的报告，两场报告听众不同，我只记得我的听众是全公社的下放知青。
安昌公社的机关在白粉嘴，大会堂却在相距2里多路南面的金家垱。大会堂，人民公社时期的产物，建设式样好像全国相同，高大，显眼，会堂内有舞台，开会做主席台，还可以演戏和唱歌跳舞，表演节目。观众席是长条凳，可以坐两三百人。姚秘书只说了报告的主题是“评法批儒”，至于怎么讲各自安排，要求有准备。到时候他会参加听报告，也可能还有其他公社党委听报告。曾荣华是从梅家洲大队妇女主任调公社的。她的报告会安排在我的前面。不久，被推荐上大学了。我作报告，是在一天上午，听报告的对象全是下放知青，有长沙知青，安乡城关的知青，也有邻近津市的知青，还有三岔河、黄狮嘴等小城镇的知青。我照顾青年人的特点，“评法批儒”只是穿靴戴帽，围绕“反封建”的主题，“城隍”“土地”，任意发挥。安乡人喜欢花鼓戏，我就讲《刘海砍樵》，我说这曲小戏就是反包办婚姻，反孔老二。我借批判孔老二严肃的政治话题，大讲刘海哥、胡大姐的爱情故事，亦雅亦俗，适合青年人的口味，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当老师，上课一般不拖堂，作报告更是这样，那天3个钟头报告，包括中间半个钟头休息，时间到了，戛然而止。很多人希望我多讲一点，我表现很无助，说时间到了。其实，再讲，也没有新鲜东西了。
昔日的知青张妮平如今也是外婆级人物了。 李永良夫妇定居深圳，含饴弄孙家庭幸福。
这场报告，官方并无反响，因为很少有人关心，“评法批儒”这个口号，也仅仅只有公社主要领导作报告时说了那么一两次。不久，我就被安排指导何家铺大队筹备学习小靳庄现场会。以后，同是“三分之一”工作队队员李永良告诉我，他的爱人张妮平是县城关镇的知青，她参加听了我的报告，写日记谈听报告的感想，热情地夸奖我的报告做得好，几乎就是我的追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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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8 15: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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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8 16:3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