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18-11-19 11:50 编辑
何之瑜晚年两件事（2） 第二件事：一改初衷，再度参加托派 何资深（之瑜）和家人合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9月，我离开上海，转学北京；直到1952年底中断了我的学生生涯那一日为止，在京已有三年四个月了。在这期间，我没有给郑超麟写过信，因为解放前不久我正式向他申明了退出托派。我虽重感染，但在解放初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不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中断与他联系当是必然之举。他自然更不会写信给我。 但是我与何资深的关系却完全不同，三年四个月的时间内二人的通信联系从未间断。信中我不但写了生活学习情况，甚至还写了写作自传的经过。1951年暑假我回上海，除探亲外，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想会见何资深，从他那里得到些如何交待政历的指导，我之敢于毫无顾忌地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从与他交往中得到这样的印象：他追随陈独秀多年，早已中断了与托派组织关系；他与郑超麟等人，纯粹是个人间的朋友关系。 我对他的这个判断在我交上自传后不久，在一次与北京市公安局领导人谈话中，遭到他的批驳。他告诉我，何资深不仅仍与托派有组织关系，而且还是领导人之一。对这样的批驳，我当然无言以对，但心中却是迷雾一团，半信又半疑。 这个疑问存于心中三十年，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看到了《双山回忆录》（1）后，方始明白，当年公安局那位领导人对我的批驳是对的。王凡西（2）在书中这样写：“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八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领导机关（共五人：邓超麟、何资深、林焕华、原属‘翌社’的俞频遗同志和我）。签的党名确定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此后我心中的大疑问解决了，但又产生了一个小疑问：何资深在托派这个新党中是领导机关人员，在此前的托派少数派中是否也是领导人呢？我所知道的此前少数派领导人共四人，其中并没有他。 王凡西（1907—2002） 王凡西著《双山回忆录》 又过了十年，到了1991年，郑超麟应何资深四弟及学生之请，写了《记何资深》，我读后方始明白：当年我对何资深政治身份的判断是对了一半，错了一半。对的一半是：他自1937年走出国民党监狱起，直到1948年底这段时间内，确实中断了托派的组织关系，不属于托派中人。1949年初在新党中出任中央委员，应是他第二次参加托派，《记何资深》中有如下记载： “1946年夏末，何资深由四川来上海。我仍旧把他当作老朋友招待他。……我们当时已有组织。开会时，如果他在旁，也让他参加表示意见。但他总是疑神疑鬼，很注意我们的社会关系。……他那个时候内心深处相信了中央给我们的污蔑，说中国托派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处处留心寻找证据。” 前面引用了郑超麟在拒绝何资深要他在《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上联合署名的一段话，其中最后一句话是“这也是保资深对待朋友的一种手段。” 可见，一直到1948年底，《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编订时，郑超麟仍把何资深放在“朋友”之列，接下去该文具体说明何资深第二次参加托派的时间和经过： “1948年底和1949年初，我们决定召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一个正式的党。决定邀请何资深参加筹备工作，何资深答应了。……这个大会直到1949年4月17日（注：《双山回忆录》说是4月27、28日）才开成。……选出中央委员会、何资深也当选。” 我对此毫无察觉。“1948年底和1949年初”，正是上海学运高潮时期。我很忙，白天常常迟到早退，甚至旷工；晚上常常夜不归宿。与何资深也只是匆匆照一面，与他谈话聊天的机会更少。1949年初某一日，何资深找我认真谈了一次话。他说：“你跟托派走，我不反对；你跟中共走我也不反对，但你千万不可脚踏两条船。”正是这次谈话促使我下决心退出托派。当我把这个决心告诉他时，他并不反对。从此后的二人关系看，他对我的这个决心似乎是赞同的。当然，我并不知道几乎在同一时候他自己却“答应”了郑超麟的“邀请”，“参加筹建工作”，并当选为中央委员。要知道当年统一大会时，他出了很好的主意，使得运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他并不想在未来的领导机关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 旧的谜团解开了，但他为人令我识不透的事情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我自进入老境后，一直思索着怎样来论定自己一生的风雨经历。我有幸在青年时代经历了1946年—1949年疾风骤雨式的时代大转变。就我个人而言，这也是一个重要时期，与何资深共居一室，朝夕相处的两年，正处在这个时期的中心。他对我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所以，弄清他的思想，明了他的行为动机，自然地成了我给自己提出的一个要求。 于是，这样的问题随之而来：他为什么要两度参加托派？ 1949年初的形势是：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南京已解放，正向苏南浙江进军，上海已处在包围之中，且不论蒋家皇朝已南逃广州，就是一般有钱人家，也都忙于迁居港澳。如果王凡西说的托派建党大会的日期正确的话，此时的上海市恐怕已能听到郊区激战的炮火声了。国内形势已是明明白白，普通的市民村姑当都胡判断无误。此时，彭述之他们已将领导机关迁到香港。少数派的领导机关也将一分为二：一部分迁往香港，一部分留在上海。《双山回忆录》称留在上海的郑超麟有着“彼得使徒式的殉道精神”，“早该下决心留在‘罗马’了”。 令人不解的是：书中只提郑超麟，而未提到何资深，何资深确也是留在“罗马”的，但是不是也由于“彼得使徒式的殉道精神”？书中既然不把他与郑超麟并列，我只能认为何资深并不具有这样的“精神”。于是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莫非他们在讨论去向问题的时候有过分歧？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晚年做的两件事，即编印《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和再度参加托派，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即使不是同时进行至少也是前后衔接。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出他当年编《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时说的一句话：“我必须赶在上海解放前编好出版，为的是中共来后，向他们证明老先生已与托派各走各的道。”这是他编印此书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否达到已是另一回事。至于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中还留有什么托洛茨基本主义成份，当代专家正在或者已经作了中肯的分析。今天我提起这件事，只是想说明何资深身上另一个难解的谜：一方面他出于保护的目的想划清陈独秀与托派的界线，另一方面，自己却重新参加托渠，如何解开这个矛盾呢？ 注（1）《双山回忆录》王凡西著，2004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主要叙述了斯大林的反对派“中国托派”的产生及其分合的史实。 （2）王凡西（1907—2002）本名王文元，王凡西是他的笔名，浙江海宁县人。1925年读中学时参加了响应五卅的运动，并担任杭州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由此开始热心于政治，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东方大学留学，得以偷偷阅读当时由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左派反对派批评斯大林的文件，并且在1928年参加了左派反对派。1929年回国，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不久因托派罪名被开除出党，旋即与陈独秀一起推动左派反对派的发展。1931年被国民党下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才出狱。1949年中共胜利在即，经过商量后，他的最亲密同志郑超麟及一批同志决定留下来，而王凡西则流亡香港。但不久又不见容于殖民地政府，只好再流亡澳门。到了七十年代，才有机会远赴英国，并得到比较安稳的生活。一生著述甚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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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9 09:48:50
发表于 2018-11-19 16: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