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18-11-20 10:59 编辑
何之瑜晚年两件事情（3） 第二件事：一改初衷，再度参加托派
叶永烈采访“中国最后的托派”郑超麟（右） （续一）问题归结为：他为什么要再度参加托派？ 几年来，我反复读了《记何资深》一文，渐渐地感觉到或者说发现了此文对何资深身上的这个矛盾的现象问题，其实已作了详尽的答案提示。下面是我的一些读后体会，先说说郑、何二人的关系。 郑超麟、何资深二人在大革命期间，一在中央，一在地方，本不交往。只是六大之后，在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上，先是一起成了陈独秀派。此后，一起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一起组织“无产者社”，一起参加“统一大会”，不仅一起遭国民党逮捕，而且两人关系在一间牢房达四年之久。以后一起走出国民党监狱，一起由陈独秀安排在安徽乡间休养。解放前夕又一起筹建托派新党，最后又一起在1952年底被捕入狱。这样多的“一起”，似乎是历史的有意安排了，把他们扭结在一起，承担同一个角色，可是直到最终，二人非但不能成为“同志”，也未能成为“朋友”。其间的关系，不说是水火，至少也是水油不相容，郑超麟对此下了如下的结论： “我和他二人无法合作，也无法做朋友，因为性格不同。在南京监狱两人同住四年，我认识了他的性格，他也认识了我的性格。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无法同我做朋友，真正意义下的朋友。” 文中还谈到了他前后曾与何资深绝交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1938年元旦前后；第二次称作“事实上的绝交”，发生在1952年秋；第三次发生在1956年6月，称作“这是确定的绝交，再没有和解之余地了。……我不会原谅，也不会淡忘。”我读后感觉到三次绝交都源于原则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议一议这些问题，可以深入地理解“性格不同”一词的内涵，对于理解何资深再度参加托派之谜有帮助。关于第一次绝交文中是这样说的： “我同何资深绝交了，就在他离开绩溪回湖南的时候。他要我们夫妇跟他一起到后方去。我不同意，因为一来后方在国民党政权底下，国民党随时可以再把我关起来，……二来我在后方没有家，无法生活，……何况托派组织在上海。何资深以为他的坚强意志可以压倒我，使我屈服，坚持要我们到后方去，于是他和我大吵一场，从此二人不说话。1938年元旦他一个人动身回湖南去了，他不告别，我也不送行，去后也不通音讯。” 由此可知这次绝交的原因是郑超麟因“托派组织在上海”而坚持要回上海（根据《九十自述》一文所载：“直至1940年，我们才离开皖南，经过浙江，由宁波海道回到上海”，此时，抗战已进行了三年），何资深坚持要到抗战后方去（1938年元旦离开皖南回湖南，同年4月，从长沙赴武汉与陈独秀相会）。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是离开托派中心而远去的道路，两人分道扬镳了。 结合其他文字记载，可以明白，造成二人分道扬镳的真正原因还是在抗战问题上（如何认识抗战的性质，如何对待它，等等）的分歧。这是“性格不同”的真正含义，郑超麟并不回避这一点，他在其他文章中作了说明。如： “（出狱当天）晚上我同陈独秀谈了话，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何资深前天看见他时已经同他说了，他自然不赞成；但这晚谈话中他有意不提我的意见，只将他在狱中已经拟好的几条提纲拿给我看。我仔细看了，我也不赞成他的意见。……因此关于此次战争的估计和态度的问题，我们就谈不下去了。”（见1980年写的《陈独秀与托派》）。 又如： “当时托派领导机关争论对当前抗战的态度问题，有三种意见：一种以为抗战本身有进步意义，我们应当支持国民党的抗战；一种以为抗战是第二次大战的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准备在战争中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像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我属于第三种意见。”（见写于1990年的《九十自述》） 在三种意见中，陈独秀与何资深当属第一种意见，又如： “我们与他之间有意见分歧，而且这五年战争以来，我们的分歧更大了。”（见写于1942年5月的《悼陈独秀同志》） 政见不同导致各人的走向不同，特别在抗战这样重大的历史关头。于是他们两个人一个东迈，一个西去。带着各自的见解和信念分手了。个人间的争吵，以致“绝交”，已被此后的岁月冲得很淡很淡，显得没有了一点意义。历史是后人写的，议论前人行为的是非，只能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条件，还要综合许许多多后来发生的偶然因素，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比方说，郑超麟在抗日问题上再坚持的“革命失败主义”历来为今人所诟病。可是此项主张不仅为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坚持，而且第三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是也曾坚持过吗？可见这也是当年“在第三国际内部流行”着的一种主张。一个革命者自当坚守自己的信念，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他当然把此信念看作是真理，把行动视为正确。常言的“坚强”，即此之谓。今人称：“重在参与”，对极。由此判断郑、何二人的分歧，只是政见分歧，是思维模式（又称“思维定势”）的不同。另外，此时的陈独秀恐怕已经明白他与郑超麟之间的分歧已难以调和，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有意不提”，是否可作这样的猜想：陈独秀也安排郑超麟夫妇去安徽绩溪，有由何资深再作一次劝说之意？ 对于他们当前的政见分歧，历史早已作了结论，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无疑是毛泽东的路线：即一面是“拥蒋抗日”，一面是坚持统一路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条线路似乎是郑超麟介绍的托派三种意见中第一与第二意见中的中和。如果说第一种意见对了一半，第二种意见也对了一半的话，第三种意见则一点都不对。在郑超麟晚年的时候，有次我和他谈起这件事，我说当年这个第三种意见是错的，他点头认可。1998年底，我看到了他写于1985年12月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一文，结束语是这样写的： “我是一个屡战屡败的老兵，从失败的战场上幸存下来。古人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可是败军之将毕竟能够从屡次失败中获得有益的教训，贡献于未来的战士。” 结合他的一贯为人，我认为这段话是真诚的。有关他们的“第一次绝交”，就说到这里。 二人一别八年，再见时，抗战已经胜利，国内外另是一番景象。在新的历史大背景下，当年导致“第一次绝交”的原因，已失去份量。然而形势总是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让人去思考，去表态。政见分歧总是伴随形势的变化流水似的不会中断。另外，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模式，它们一旦形成，要改亦难。它不但取决于家庭、教育、经历等客观影响，也许遗传基因也参与它的形成。我认识何资深不久，就感觉到他与上海托派诸领袖在政治见解上是不相同的。 写到这里，不得不回过头来说说1929年陈独秀在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时的保留态度： “最后，到了革命政权问题上（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没有被说服，或没有完全被说服，刘仁静回国后，甚至同其他三派谈判的期间，陈独秀也没有完全接受托洛茨基关于政权性质的意见。”（见写于1980年的《陈独秀与托派》） 类似的话，在《郑超麟晚年文集》出现了不下十次。郑超麟没有明白说出来的是：所谓未来的革命政权性质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接受不接受不断革命论的问题。在当年革命低潮的清谈时期，陈独秀“没有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那么到了抗日民族战争阶段，陈独秀与不断革命论之间的距离又将如何呢？ 那么何资深在未来革命政权性质问题上的意见又如何？没有文字留下来。郑超麟在《陈独秀与托派》一文中有句话：“何资深完全站在陈独秀一边。”这句话虽是指二人行动上一致，但从以后的行动上看，在对待不断革命论这个根本的，核心的问题上，二人是一致的。无论如何，既然拥护抗日，那么在抗日问题上就绝无应用不断革命论的余地。 年来读了一些有关陈独秀的资料，又重读了《陈独秀最后意见与书信》，不由得感到抗战初期陈独秀与上海托派间的争论虽然激烈，甚至动了肝火，但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把目光仅局限在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身上。都没有重视，没有认识到中共存在的积极意义。这一点正是中国托派（包括陈独秀）的致命伤。正是中共存在这一事实，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和前途。当年如果能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共，不仅从公开的宣传上，而且从实际的行动上去研究，就不致于看不到此时的中共已非当年受制于斯大林的中共；此时的统一战线已非重覆当年阶段投降政策的统一战线；也就进而会肯定它的革命性，明白它的阶级性，也就会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前途作出积极的判断。陈独秀去世过早，如能活到抗战胜利，尤其能活到中共全面胜利之时。在中共性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他也许会作出另样的判断。我这样的推想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已经有了一个例子，他就是王凡西。中共胜利之后，他远距离地观察着国内的种种变化，经过几年思索，终于对中共性质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个转变见于他写于1957年的《双山回忆录》最后一章《在寂寞中思索》。凡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感受到作者下笔时的沉重心情。可惜这是迟到的反思，如果二十年前，即1937年左右，大家都能有这样的认识，局面又将如何？历史就是这样永远需要错误作伴。 郑超麟不曾有过如王凡西公开表达的反思，但上面引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结束语同样也是反思，而且是总结性的反思。我想，这样的反思是革命者光明磊落性格所要求的，这些都是题外话。 何资深呢？他在四川大后方经历了抗战的全过程，他不会不感受到抗战胜利所带来的最大果实并非国民党的胜利，而是中共成熟了，成长了，已成长为一支足以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也许可以这样说，何资深从这个事实中所得到的感受，要比身处孤岛的郑超麟要多。于是他来上海后，二人依然有分歧，政见分歧依然存在，终于在1952年秋发生了“第二次绝交”。此次“事实上的绝交”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在于如何认识及如何对待中共这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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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0 10:35:05
发表于 2018-11-20 14:4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