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18-12-6 07:29 编辑
我当耕读教师（15）
安乡记忆 罗成武提供
我以耕读教师身份调到公社搞“三分之一”，即在挂名公社书记的点队办点，从1974年暑假开始，到1976年上半年，三个年头，两整年时间。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就住在文化室。虽然我和丁安辉同住，但他是公社党委委员，公社的活动多，加之白粉嘴离公社机关近，安排有单独的住房兼办公室，所以和我住文化室的时间屈指可数。我在公社也有房子，开始是在靠河边的水房的旁边，一间简陋的房子；后来正式的办公用房空出一间，直接领导我的姚定湘秘书关心下属，马上要求机关分给给我了，房门上贴上了我的名字。我虽然也有过“窃喜”，明确了我的公社干部的身份，但是这时，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儒评法”和筹备“学小靳庄”现场会，慢慢清楚了我的身份和位置，我只是公社开会时偶尔到公社安排的房子里落落脚，基本上住五队的文化室。文化室坐北朝南，筒子屋，前后两间，前面一间是会议室，坐40、50人开会没有问题，四周靠墙有长凳，供开会时坐；后面一间就是我的卧室，前后两间有门相通。房间里有床，还有一张旧书桌。墙上挂着我亲手绘制的五队前景规划图。曾广垠老师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七十年代我在白粉嘴搞工作队时偶尔遇见； 时隔40多年，2018年10月29日，我在安乡参加我当耕读教师时任教的高中班的同学聚会， 到杏林小区看望老师，师生再次相聚。
在五队文化室，我接待了三位不速之客。一位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曾广垠。自从1964年初中毕业后我们一直没有见面。曾老师是从安化公社的沙嘴方向来，回县城去的。听老师说他是在安化买了一点椿树，准备家用，租用手扶拖拉机运输，老师步行，要急着赶回县里安排。老师身体魁梧，因为天气热，赶路，汗流满面，如果不是戴着眼镜，旁人真会认为他就是一个“锄禾日当午”的农夫。老师曾经在日记中赞扬我和袁中光同学的作文写得好，此情此景师生相见，我感觉有点尴尬。我请老师到文化室坐坐，他说事情急，以后有机会的。我也没留，目送老师走了。我知道他在一中当老师，他说以前只知道我当耕读老师，今天才知道我是“公社干部”，祝贺我。我没来得急解释我仍然只是“耕读教师”的身份，老师就走了。
接待的第二位客人是我高中同学邓满珍。她的娘家住在南堤拐大队，好像在白粉嘴东南面，记得靠长河，她怎么也是从东往西经过白粉嘴五队，这我就不清楚了。读书时，因为文革我和邓满珍同属于“红革会”，走得比较近。我当兵后，和她有通信。她和一个军官订婚了，还把军官丈夫送给她的一本毛主席语录转赠给我，精装本，很高档。邓满珍进文化室小坐。她简单的介绍了她的生活经历：她在学生时代就入党了，政治条件优越。在安昌参加“毛宣队”，和我日后的老婆是队友。结婚后，加之是军婚，军人家属，安排在当地一个学校当老师，早就“转正”了。我暗自思忖，她的身份比我高了一个档次。因为是老同学，她很直爽地评论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当兵的料，没搞上去正常；现在听你的口气，这个公社干部，做农村工作，照样也不适合你。我们都有些茫然！那个时候没有留吃饭一说，她匆匆走了。
1972年春，我参加工程兵在沈阳举办的新闻通讯培训班后， 曾经为总字355部队写稿，到北京改稿。在北京工程兵报社改稿时，与战友周德峰（左） 和已经复员分配在省政府统计部门工作的高炎林（右）在北京相遇，在天安门合影留念。
1976年春节过后，我被通知到县城参加全县的三级干部大会。首先，我向丁安辉同志提出，我不适应做农村工作，让我回学校当民办老师。丁安辉劝我留任，他说自己已经要求继续在白粉嘴包队，希望我们合作。看见我态度坚决，他说自己做不了主，硬要走，那就直接跟易化斌书记说。我请丁主任转达，如果书记让我回学校，散会后我请大家吃饭。一次会议期间的休息，正好和两个公社的头在一起，丁主任乘机说了我的想法，易书记不理解，一个民办教师，能够调任公社干部，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易书记见我去意坚决，只是说散会后开党委会再定。散会不久，我就回六合学校教书了。日后，丁安辉作为朋友，我们走得很近。八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后，在常德地委工作，丁主任告诉我：那次参加三级干部会议，公社两位头中不知道哪一位，有亲戚是我高中的女同学，说到我在公社，谈了看法，说我读书时就有些清高。丁安辉说他在党委会上，肯定了我的成绩，但同意我的自我评价，“更适合教书！”最不能理解我的决定的是当时六合大队书记周光文，他骂我蠢，继续在公社工作，一般都会转干，或者安排到企业，至少也会安排你当大队书记！当民办老师，有什么出息，永远是“背销粮”（与统销粮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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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 16: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