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儒回忆录(十二)大跃进年代的见闻(3)
1959年,农村浮夸风盛行,典型的口号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汇报产量的时候,这个大队亩产2000斤,那个大队亩产就有3000斤,甚至10000斤!又称为“放卫星“。 这里说一说用烘火的办法早育秧的事。正月中、下旬一般都有几个晴天。那些当领导的,不顾自然规律,下令要泡种育秧了,结果刚等种谷下泥,寒流天气来了,气温降到2——4度,这样寒冷的天气,种谷在泥里肯定要乱掉的。领导又下命令了:一,烧热水拨到田里,提高泥温。二,在秧田周围田埂上烧火烘,周围用床单围起来,家家户户的床单都要拿出来。真是可笑之极。你想那样冷的天气拨点热水到田里,能管得了几分钟?烧火烘,要多少柴草?因为这事,还有前面说的砍树锯木版板垫在路上,以利推鸡公车,还有食堂每天照常要烧。使得本来很好的植被被急剧破坏,木材蓄积量减少百分之八十以上。 另一件事是干部实验田,不知道是那一级领导旨意,深耕可以保肥,高产。于是一味盲目深耕。清楚地记得,大队总支书的一丘试验田,叫“桅杆丘”,1.1亩。当时是高小六年级的学生搞劳动深挖的,(那时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年龄和个子普遍比现在大,最大的已经十八岁,很能干劳动),挖了有50——60公分深。后来插秧,薅稻,割稻在泥里行走都很困难。不用说干部试验田肥料是要保证的。结果因为肥料撒得太多,到收割的时候“青疯”了,不但不高产,反而不如一般田的产量高。总支书插了试验田,不用说,其他支部委员,大队委员,分支书,作业组长(有一段时间没叫队,叫作业组),都要种试验田,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啊,结果都是劳民伤财。 1959年下半年,全国粮食已经开始紧张。我们五四食堂的社员在小平原上做工,能够望得见食堂方向挂在罗家屋场一棵大树上的一口大钟,当开饭时间快到时,人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当打种的人走到挂钟的小坡上的时候,人们便飞快的跑起来了。我那时虽然只有8岁,已经在混着做工了,为的是吃粮食等级高一些。我吃三等,三等是12——15岁的少年学生,女半劳力,老人吃的等级。我的同龄人,真正比我大2、3岁的,吃的粮食等级都比我低。双抢期间开夜班扯旱秧,我也出去混,往往是垫把稻草睡着了,为的是开夜班回来还可以吃到一碗麻豆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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