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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伍修权谈毛主席决定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要几页
2018-12-28 17:52:2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伍修权
我们的专机飞临北京机场时，我发现机场上十分热闹，一下飞机忽见等候在机场，亲自来迎接我们的竟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全体中央领导人，机场上聚集五千多人的欢迎队伍，还有各国的外交使节和国际友人。喧天锣鼓声中不时传出震耳的“反修”口号，全场到处都是红旗、彩旗和标语横幅，我们刚走下舷梯，毛主席就领头走过来，与我们一一热烈握手问好，又让少先队员为全体代表团成员献上了鲜花，还让我们与以他为首的欢迎者一起排在飞机前合影留念。我们绕场一周和离开机场时，全场一片雷鸣似的欢呼和掌声，中外记者纷纷把这一盛大场面和热烈气氛摄入镜头和写入报道，第二天各报和各种新闻工具都突出报道了我们代表团的归来特别是毛主席对我们的迎接。对这场破格破例的欢迎仪式，我们都明白这并不是冲着我们这几个人，而是借题发挥地对外国“帝修反”特别是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组织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政治示威。 欢迎仪式一结束，又破例地没让我们各自回家休息，全体代表团成员都奉命跟着毛主席的车一直开进了中南海。毛主席和我们一样，也一点没有休息，坐下来就让我们作详细汇报。邓小平、彭真作汇报时，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认真地静坐倾听着。从毛主席那专注和满意的神情中，我看出他对这次会谈的无比关切，对所汇报的内容不断点头称是，有时还插几句问话甚至笑话。 这次无结果的会谈，特别是中共“25条”和苏共“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中苏论争和共运分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央的“反修”写作班子，在毛主席的指示授意下，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连续发表了一批深入批判“苏修”的大文章。原来计划连发10篇，哪知才发表了第9篇，赫鲁晓夫就被迫下台了。虽然这是苏共内部的一次“宫廷政变”，但我们许多人都认为，我们的“九评”也是促使“赫修”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是“九评”把他轰下台的。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这天夜里，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以中联部负责人身分，出面接待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听取他的重要情况通报。因为中联部机关都已下班，我只得用自己家的客厅接待了苏联大使。他来就是通报赫鲁晓夫由于“健康原因”下台的事，于是我有幸成为我国第一个知道此事的人。苏联大使一离开，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杨尚昆，他马上报告了毛主席。 正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转向莫斯科时，突然从我国又发出一个更具轰动效应的名符其实的“爆炸性”消息——中国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原来我国的原子弹试验早就一切就绪，但是毛主席非要等一个最有利的时机。赫鲁晓夫一下台，毛主席当机立断，立即下令“起爆!”于是不仅把世界公众的视线牵到了中国，更把我国的这一胜利和赫鲁晓夫的垮台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形象地说明了“苏修”的失败和我们的成功。正如7月间在北京机场利用欢迎中共代表团回国进行的政治示威一样，这次又利用原子弹试验进行了一次实力示威。这不能不说又是毛主席的大手笔。 毛主席马上决定再利用十月革命47周年的时机，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庞大代表团，去苏联祝贺节日，我有幸又参加了这一代表团。我们出发前，中央已用各种方式向苏联发出了重修于好的意愿和信息，对新上台的勃烈日涅夫表示祝贺，在报纸上介绍其新的建设成就。我们到达莫斯科后，一一拜访了苏共各领导人，反复表示希望团结友好的愿望，所有的庆祝活动都积极参加，对苏方人员一律热诚相待。哪知这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苏方仅仅撤换了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其思想路线，新领导人仍然坚持原来的政策方针，相反企图使我们改变方针。 在一次宴会上，苏共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竟对我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下了台，你们也应该像我们这样，把毛泽东搞下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贺龙元帅马上顶回了他的挑衅。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当即向苏方提出抗议，勃烈日涅夫打马虎眼地说这是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了，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不，他这是酒后吐真言。”迫使苏方向我们道歉认错。这次访苏也就这样未能如愿地结束了。我们来时颇有劲头，回国时不免有点失望甚至败兴。 我们的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时，只觉面前呈现了几个月前的盛大场面，毛主席再次领着刘少奇、朱德和邓小平等所有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和数千各界群众在一起，为我们举行了又一次热烈的欢迎仪式。我们下飞机和他见面握手后，他又领着我们绕场一周，接受各界群众对他和我们的欢迎欢呼。毛主席此举，再次向外显示了中国党和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对他本人的拥戴，苏共的妄想图谋永远不会实现，同时也宣告了我们党与“苏修”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次中苏双方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矛盾更尖锐结怨更深了。也就从那年十月革命节起，我们与苏共完全停止了交往，我直到24年以后即1988年，才能再去苏联，中苏关系中断了几乎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 中苏关系恶化期间，我还曾出访过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这两国一个与苏联对着干，一个也已不一条心。当时我们在东欧除了有的国家党内的少数反对派，也就剩了这一个半朋友。只是后来那个被毛主席誉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也同我们闹翻了，据说他们成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反而成了什么“修正主义”。这世界大舞台真比舞台小天地更加变幻莫测令人莫衷一是。 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国际“反修大战”，我党已在种种场合用不同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任何国家的党，都不应该干涉别党别国的内部事务及其方针政策，应当尊重各党和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苏联，是曾不断干涉过我们的内部事务，多次批评指责我们的方针政策。不过，我们也对人家的一套进行过毫不客气的严厉批判和全盘否定。我个人认为我们当时从若干论点到某些做法上，都不能说是正确无误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想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毛主席作为这场国际“反修大战”的最高指挥，一方面表现出了他非凡的才智与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了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我作为当年这些活动的参与者与过来人，仅将以上事实回忆出来，供后人对此进行分析评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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