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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病逝重庆，嘱托何之瑜： 书送北大，商量处理书稿 《新青年》的编辑们 按 何之瑜（1898—1961），是何资深的字，湖南安乡人，1924年加入中共，曾参加中共第五次、第六次党代会。后追随陈独秀，抗战期间，在四川江津教书，受北大校友委托，照顾陈独秀，之后成为陈独秀遗嘱的执行人，编辑《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胡适离开大陆前夕，何之瑜将书稿送给他。不久，胡适将其编辑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在香港、台湾出版发行。
1942年5月初，陈独秀对潘兰珍说：“听罗宗文县长说，玉米缨能治心脏病，你找人去要一点。”潘兰珍回来说：“人家讲现在蚕豆花开了，喝蚕豆花可以治高血压。”陈独秀病急乱投医，说：“是吗?你去搞一点蚕豆花，我今天就开始喝。” 5月10日上午，陈独秀喝了一杯蚕豆花泡的水。喝下后感到腹胀不适，当晚睡觉不安。原来，蚕豆花被雨浸后发酵生霉，陈独秀没有在意，结果喝了带菌的水，中了毒。 三天后，陈独秀稍好些，起来给Y(何之瑜)写信，把他写的几篇论世界大势的稿子寄了去。这时，包惠僧从重庆来看陈独秀。潘兰珍忙到石桥镇买了一点猪肉，中午吃土豆烧肉。陈独秀因为高兴，多吃了一些。包惠僧见陈先生病了，没有多坐，吃过午饭就走了。 晚上，陈独秀腹胀难忍，不能入睡，半夜全吐掉了。此后一个星期，陈独秀耳鸣加剧，四肢无力。 5月17日傍晚，陈独秀上厕所时，因便秘，晕倒在地。一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全身冒冷汗。两个小时后又晕倒，开始发烧。潘兰珍看先生昏过去了，吓得哭了起来。 第二天，邓仲纯、陈松年、何之瑜三人急忙赶到鹤山坪。陈独秀仍处于昏迷状态，邓仲纯忙给他打了一针，灌了一些药，陈独秀稍好。邓仲纯和何之瑜商量，给重庆的周伦、曾定天两医生写信，请他们来看病。两位医生没有来。只是提出了诊治的意见，并赠送了药品。 5月22日，陈独秀接连三次昏倒。邓仲纯打了强心针，陈独秀才苏醒。次日，江津县医院西医邹邦柱、康熙光到鹤山坪，给陈独秀用了肝油腚通了大便，但病情并没有好转。 抗战期间，何之瑜在四川江津国立九中教书， 受北大同学会之托，照顾陈独秀的晚年生活。
5月25日上午，陈独秀知道自己不行了，对何之瑜说：“我要和你分别了。谢谢你照看我。”何之瑜鼻子一酸，说：“应该的。”休息了一会，陈独秀说：“我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何之瑜连忙点头。陈独秀躺了一会，又说：“我的书稿，你和松年、抚五等人商量处理。”何之瑜倾身说：“你放心。” 陈独秀看着潘兰珍说：“她还年轻，之瑜帮她找一个工作做，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潘兰珍泪流满面，呜咽地答应了。陈独秀歇了一会，示意喝水。潘兰珍赶忙端来一杯开水，搀扶着陈独秀喝了几茶匙。 过了一会，陈独秀叫潘兰珍去喊陈松年。陈松年进来后，陈独秀平静地说：“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陈松年哭着答应了。 第二天，5月26日，包惠僧的妻子夏松云和她的朋友杨子烈两人赶到鹤山坪。潘兰珍忙带她们进屋。夏松云拿出300元对陈独秀说：“惠僧回家说先生病了，段锡朋和几个北大同学凑了三百元钱。”陈独秀无力地睁开眼睛，说：“谢谢!”歇了一会儿又说：“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说完，又昏睡了过去。夏松云和杨子烈当天下午就回去了。 1942年5月27日，农历四月十三日，星期三，包惠僧赶到了鹤山坪。陈松年说：“爸爸从上午9时起就昏迷不醒了。”包惠僧要进房间看陈独秀，何之瑜说：“先不要进去，老先生以前也昏过，一会儿就醒的。”潘兰珍听见声音，忙从屋里走出来，拉着包惠僧进屋看陈独秀。包惠僧站在床前，注视着昏迷的陈独秀，墙角旮旯里有一堆潘兰珍自种的马铃薯，增加了室内的凄凉感。邓仲纯轻声说：“交替打了强心针和平血压针，也没有醒过来。”过了一会儿，邓仲纯对陈松年妻子窦氏说：“先给包先生弄点吃的。”窦氏怀里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身边站着大女儿长玮和侄子长文。 下午，邓仲纯翻了一会日文医书，怀疑陈独秀是大脑中枢出血。晚上，潘兰珍喊包惠僧进去，她一手托着陈独秀的头，一手拉着陈独秀的手，说：“老先生，包先生来了!”陈独秀没有反应，潘兰珍用手拨开陈独秀的眼皮，似乎有感觉，还流了泪，然后就断了气。时间是晚上9点40分。 挂在东方山冈的月快要圆了。月华如水，覆盖着肃穆的山坳。山风起处，黄桷树叶一阵簌簌作响，似乎在诉说一个异乡客人的风烛残生…… 摘自《陈独秀风雨人生》，朱洪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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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8 09: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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