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龙阳汉风 于 2019-3-8 15:50 编辑
一斤粮食指标 周世盈 民为食为天。在粮食短缺时，哪怕一市斤粮食也是十分金贵的。故事发生在1960年冬。那年，我24岁，在汉寿县阳南塘公社（现属蒋家嘴镇）完全小学当教员。 那年，国家正处于三年（1959—1961）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不许社员家庭做饭。一个生产队几十百把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拥到大棚式的公共食堂里，由炊事员分发用多格木甑蒸煮的小钵子饭，每钵二两、三两、四两的，按老幼分发。稀稀软软的，佐以少许萝卜、青菜，根本吃不饱，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 干部、教师、医生和其他城镇人口用粮由国家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大米指标为30市斤，老人、小孩相应减少。如果出差，就将指标换成粮票。粮票有省内用的，也有全国通用的。
解放初期，干部到农户搭餐，一餐交半市斤大米的条子，三餐一斤半，一个月45市斤。这是正常的用粮标准。由于城镇人口增长，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从1954年起年实行粮食定量供应（1993年取消），比正常年景用粮減少了三分之一。1959年初，甚至还降了一斤，由30市斤改为29市斤了。
这29市斤的大米，如果拿到现在也差不多够吃。因为改革开放后，肉多、鱼多，蔬菜水果及其他副食品也应有尽有，大米当然就吃得少了。可是，在那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根本见不到鱼、肉、也没有什么副食品。买块饼干也要花粮票，吃了饼干就吃不了饭。说来也奇怪，连地里的蔬菜也长不起来。
当时，阳南塘完小17位教职员工都是青壮年，实在饿得不行，晚上就煮萝卜汤充饥。那种饥馑的情况还记忆犹新。 记得1960年冬的一个晚上，刘梅甫校长将我们召集到小会议室，传达公社党委的决定。说是将每人每月的粮食指标再降一斤，由29市斤降到28市斤。还说党委号召在28市斤的基础上，同志之间相互调剂。可想而知，如果调剂，势必有人连28市斤也吃不上了。
一月30天，一日三餐，平均一餐只有三两米，就是一碗饭。正常人是吃三碗。现在党委号召，还要从一餐一碗的米饭中调济出来，这实在太难了。刘校长动员后，大家围着条桌上昏暗的玻璃罩煤油灯，正襟危坐，勾着头，一声不吭。心想，降也降了，还调剂么得？一贯忠厚老实的刘校长见大家沉默不语，十分尴尬，不知所措。调剂是党委的号召。如果毫无响应，怎么行呢？于是二次动员。
一分钟后，比我大12岁的李石麟老师（1924——2008）发言了。李老师个子不高，面容清瘦，举止文雅，性情爽直。只听他慢慢地说道：“我愿意调出一斤。”
刘校长听了李老师的发言，很高兴，也很感激。高兴的是学校老师中终于出现了积极分子，感激的是李老师解除了他的窘迫，让党委的号召有了回音。他一面感谢李老师，一面又犯了难：这一斤指标如何分配呢？当时，除3名女教师外，还有13人，人人都是食量“高手”。咋办呢？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此时，又听得李老师继续说道：“我调出的这一斤指标，只给周老师，否则我就不调了。”李老师憨厚耿直，平时说话，也是一口唾沫一颗钉。
刘校长欣慰地望着他，因为又解除了他的“分配”之难。而我可紧张了。李老师指名道姓给我，虽然让我非常感动，但将我推到了众人之上。人最怕“孤立”。酸甜苦辣突然涌上心头，一时如坐针毡。我立即推辞说：“感谢李老师的美意，但是我不要。您突然连降两斤，一餐还不足三两米了，那不行！”
李老师说：“我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的水。周老师，你还客气么得？调济是党委的号召。”其他老师既不想调出去，也不想调进来，都顺水推舟地劝我收下李老师的盛情。
刘校长表扬李老师响应号召的积极态度和助人为乐的精神，要我别推辞了。
我只得以沉黙收下了这份难却的盛情，但是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幸好，这调剂只实行得一个月，到第二月，仍然恢复到了29市斤。于是，我心里也就恢复了平静。
其实我和李老也没有特殊交往。当时他教低年级，我教高年级。我并不以教高年级自诩，而是经常请教于他，尊重他。尤其是他的字写得特别好，让我赞叹不已。
196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我被调入县政府工作，后来又到县委工作。20多年后的1990年，记得是收割早稻的一天，我乘坐机关公用吉普车沿着40公里的简易公路去阳南塘乡李家嘴村，特意拜访了已退休的李石麟在家老师。那天，年高66岁的李老师正忙着晒谷，见了我，笑嘻嘻的，感到非常意外，不知说什么好。只见他精神矍铄，而身体还是那么瘦，汗衫、短裤，像挂在树枝上一样。我连忙关切地说：“李老师，您别太累了。”
他笑着说：“不累，不累。家属分的一点责任田，请了几个人，只一天就割完了。” 常言道，大恩不言谢。我没有提到一斤粮食指标的事，他也可能把这事抛到了九霄云外。不过，近六十年来，我一直惦记着李老师，努力学习李老师的古道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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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8 15: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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