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儒回忆录（四十二）我的父亲（2）
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父亲在 农会任钱粮委员。划分阶级成分的 条件他是最清楚的。为了不使我 二舅奶奶家划成富农，就把她家的有些田写在我家名下，还有一头大水牯牛。因为我家借住在二舅奶奶家，也插过她家的一些田，所以土改工作队搞不 清楚哪些田是我家的，哪些田是二舅奶奶家的。这样我 二舅奶奶家划的是 “小土地出租”，而我家本来应该是贫农，却划了个佃中农。 经过父母六年的辛勤劳动，手头稍微有了一点积蓄。长期住在二舅奶奶家总不是办法。一九五一年冬天，父亲到里七桥（距离五公里多）买了一幢四缝三间的小瓦房，又要打地基，特别是拆迁回来很是麻烦。父母亲吃尽了苦，才把这房子做到了红岩八组叫“上蒿子窝”的地方，离二舅奶奶家只有百米左右。我们家在 这里住了七年。土改结束后，父亲本来有外出工作的机会，但因我 哥哥已经到常德市读初中，我只有一岁多，母亲又怀上了妹妹，我家又单独住在山冲里，农田里的一切活如果都由母亲一个人去干，母亲一个人确实招架不住。父亲只得放弃了这个机会。 一九五五年（或一九五六年）插早稻秧的时候，我家遭贼了，为了最大限度的追回被盗的东西，减少损失，父亲到偷我家东西的那家人家“听壁脚”一听就是多半夜，还真听出了有用的话，找回了不少东西。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父亲参加了沧山水库的修建，他去修水库后，我母亲被食堂安排到养鸡场养鸡，合作的还有罗春珍。于是我们从肖松青屋场又搬到肖怡生屋场。年底父亲修水库回家，带回一辆鸡公车，这车我保管了二十多年。过年后，父亲还是出集体工，养鸡场只安排两个妇女养。鸡多了 ，不好管理，生病死去的，被狼叼去的不少，食堂招待用去的也不少 ，所以办了不到一年，就解散了 。我家又搬到了肖松青屋场东头的横堂屋。 一九六零年是苦日子开始的一年，公共食堂已经办的很差了，当时大队兴办了病院，有的地方叫幸福院，地点在刘生皆屋场，离我家约一公里。父母都得了水舯病，住进了病院，也没有什么特效的药，据说用蒸气蒸有效，病人呆在仓里，底下用锅烧开水蒸。另外每人每天有一碗豆浆的营养品，这是最奢侈的了。我和妹妹去看望过父母一次，那一天父母亲的豆浆只好给我和妹妹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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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2 11: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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