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拓思 于 2019-6-17 19:11 编辑
耕耘田园 磨练意志
喜报
初回到家乡，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给我们放了几天假，让我们休息几天，然后再投入农业生产。开始同学之间还互有走动，趁机走亲访友，都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我还记得，我和几个同学到了同公社的众胜大队，见了即将入伍的全必杰同学，然后到九里大队参加了秦元林参军入伍的欢送大会，会上听了秦元林慷慨激昂的从军发言，他在大会上表示决心，投笔从戌的豪言壮语、妙言连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短期的休整、适应之后，我马上投入到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因前几年当记工员的良好印象，我又重操旧业当上了生产队的记工员和学习辅导员。记工员可以说是世上最小的一个官，但它的位置很重要，因那时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和以劳动工分为基础的核算分配制度。我那个生产队有200多人，劳动力有100多人，要记好工分，必须天天要记录，月月要实行小计，年终要计算出全年的总工分，作为年终结算的依据。而记工分有两种，一种是按时记分，即你劳动一天，你底分是8分，就给你记8分；另一种是按量记分，凡能按量记分都要按量来记，如耕一亩田为5分，你耕3亩田，那就应记15分，所以按量记分还有个换算问题，农民挣工分，忙了一年，看最后的结果。劳力充足的农户，工分多，应得到的收入，除了口粮、稻草等支出，剩余的就是应进的现金。而这个现金从哪里来呢？一部分是生产队卖公余粮返给生产队的钱，但扣除公积金、公益金和各种摊派后所剩无几，主要是从亏账户口袋里掏钱，亏账户是指劳力少的农户和“四属户”(指家里有在外面工作的公职人员即干、教、医、工)，口粮稻草等农产品都是按人头分的，在这方面确实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尽管价格价值严重不相符，但还是要出钱，仅仅就是这一点能表现“按劳分配”。从这种情况说明，当好记工员非常重要。 既然回到了农村，要“以农为荣”、“红在农村”，我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各种农活都干，因此被评为十个“底分”的劳动力，即出工劳动一天，记十分。这在回乡青年和下放青年中是不多的。我们生产队回来了一批知识青年，从临澧一中高中毕业的有我和我一个堂弟以及从五中(柏枝中学)毕业的初高中生，还有一批从津市下放的知青，如果把这一支力量组织起来就会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为了发挥青年在农村中的积极作用，我把回乡青年、下放知青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青年突击队，我被指定担任队长，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了县里重视，并受到新闻媒体的采访。县领导还安排县文化馆摄影人员到我们生产队拍了些照片，陈列到县文化馆的橱窗里。 1969年10月-1970年2月，我参加了修建临澧青山水轮泵站的劳动。当时，每个公社设一个民兵营，每个大队设一个民兵连。我是柏枝公社雨台大队民兵连的一员，并被指定为连宣传员，除参加挑沙、挑土等体力劳动外，还负责写稿宣传工地建设中的好人好事。由于我不怕苦不怕累，一边坚持体力劳动，一边进行写稿等宣传鼓动工作，1970年初被公社民兵营授予“五好民兵”光荣称号。当时颁发的喜报上写着“沈文凤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遵循了毛主席倡导的‘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伟大教导，在修建青山水轮泵站工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经过民主评定，领导批准，授予‘五好民兵’光荣称号”。 在修建青山工程中，看到了一些我初、高中同学，给我留下记忆的是见到了我初中同学王遐飞，在校时她品学兼优，但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没被高中录取。五年没见，她俊秀的脸上已增添了不少健康色，人也长得丰满了一些，显得成熟老练，但有一种难以掩饰的沧桑感。 不知是因为过春节，还是其他原因有一段青山工程未复工，我再也没有参加修建青山工程的劳动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由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这场在50年前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影响了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而且冲击了这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周围的社会。在中国历史的平面上轧出了深深的轨迹，永远不可磨灭。这道轨迹，蕴涵着多少辛酸、多少血泪，又留下了多少经验和教训啊！ 1968年10月份我大队下放了一批津市知青，大约20多人，其中下放到我们生产队的有2人，即谷文英、李立秀，郝家垭生产队有刘福珍、王中秋、刘惠等，陡坡生产队有邓孝生、胡红湘等。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城市的一些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他们从城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对农村当地的情况不了解、对农活不熟悉，一时也难找到知音和朋友，这样，回乡青年就成为他们首先接触的一个群体。于是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自己生产队且不说，邻队的知青有时也跑到我们生产队来玩。郝家垭生产队知青刘福珍，她窈窕秀气、热情、开朗、大方，说话风趣幽默，往往是妙语连珠，她经常来到我们生产队玩，也来我家玩，一到直喊要吃饭，吃饭后就在我家躺椅上睡午觉，毫不设防，我们保持着纯洁的友谊。这并非我有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定力，而是我抱定“先立业、后成家”的宗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的这种坚守终于使我在1973年的高考中具备条件，不然就会失去那次推荐加考试的机会。刘福珍在生产队劳动一年之后，就参加各种宣传队，然后嫁到了西洞庭农场。她被安排到一学校教书，大回城时，他们夫妻双双回津市粮食系统工作。我读大学假期去西洞庭农场大哥处，我顺便看了她。她介绍我认识了阎长贵，阎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曾任江青秘书，1968年1月被江青诬为“坐探”投入监狱，1975年5月宣布释放。1975年5月至1980年2月下到西洞庭农场劳动和工作。1980年3月阎长贵回了北京，重回《红旗》杂志社担任编辑，写了不少揭发江青罪行的文章，出了一本《阎长贵文集》。下放到我们生产队的李立秀、谷文英，我们都成为了好朋友，1969年10月，面向知识青年招工，谷文英招到了广州铁路局，同年11月李立秀招到桃源纺织印染厂，谷文英在铁路上提了干，1978年调回了津市，当过津市市信访办主任，成为了省级先进信访工作者。李立秀一直在桃纺工作，我们保持了近七年的通信联系，她的一笔钢笔字写的很漂亮，跟人一样，成熟、稳重。 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走向纵深发展，进入“斗、批、改”阶段。在这期间，出现了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我们生产队这个事主要由下放知青李立秀、谷文英来带领社员跳和司仪主持。所谓忠字舞是中国文革时期用于广场（大场地）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民众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和语录歌为伴唱伴奏。此现象主要流行于文革期，其高潮约在1966-1968年间，九大以后渐趋衰微。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跳舞时手里还要挥动语录本(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它的动作有点像广播体操，多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昂，但由于舞蹈粗糙、僵硬、稚拙，却又让人产生滑稽的感觉。 “早请示、晚汇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种对毛主席“表忠心”的祝颂礼仪、例行程序。这样的崇拜礼仪虽然不是官方正式文件明文规定的，但全社会都如此流行，成为风俗和习惯。在当时人们看来，要贯彻、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指导人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因此发明了这样一套程序：每天早上向毛主席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做什么，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的怎样、有什么问题。这成为当时整个社会风俗、习惯化的软制度。“早请示、晚汇报”并不是、也不可能直接到中南海向毛主席请示汇报，而是对着毛主席画像或雕像或对着“红宝书”来进行。 领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的领舞和司仪，我们生产队是由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来承担的，如知青李立秀、谷文英在场，就由她们主持完成，若她们不在场，一般由我来主持完成。 另外一件事，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确实发生过。前不久，我偶尔翻阅宋词，看到南宋诗人辛弃疾的一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词曰：“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使我联想到那时下放到我队以及邻近队的知青邀我夜晚一起抓青蛙的事来，知青们在家时，他们的父母可能经常在菜市场买来青蛙做来吃，味美且有营养，说是吃后可以强身健体，于是他们把这种饮食习惯带到了乡下。在晚稻收割后的那月高风稀的夜晚，我们带着紧口织布袋，手拿电筒，往青蛙叫唤得厉害的田野里去抓，把电筒对准青蛙的眼睛，青蛙马上不跳了，抓后放入紧口袋中，一旦袋子快装满时，就提着袋子满载而归。然后拿出菜刀，从青蛙头部不超过眼睛的地方一刀下去，用一根像牙签的东西在青蛙尾部某一穴位一戳，青蛙马上安静下来，再抓住头部的皮往下拉，于是，青蛙就变成了白条条的肉了，洗干净后放入用油烧红的锅中煎炒炖均可，于是，大家大块朵颐一顿。 这种事我们搞过几次，后来就没有再搞了。这是因为，开始村民对知青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但不能让此事任其自流下去。因为青蛙是田间害虫的天敌，是有益的保护动物，如果一味地把它当美味来吃，那怎么会出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美景呢？！
忠字舞
对于农活，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带技术性的活，一种是靠硬体力的活。带技术性的活只有认真学还是不难的。而体力活却要经过磨练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每年的送公粮卖余粮我觉得就是体力活，我是“十个底分”的正劳力，挑担就必须挑一百斤以上。从生产队把稻谷挑到柏枝粮管站入库，有6华里路，那时没有公路，挑着粮谷走着羊肠小道，每次走到朱家坪背后的小丘岗时，已是汗流浃背，必须在那棵大樟树下歇歇脚，拿出烟丝卷起喇叭筒来吸上几口，倒也有几分惬意。 在生产队劳动期间，我有个写一部小说的计划，我计划以农村改天换地为背景，以青年突击队为群体，塑造出一批有志青年，以农为乐、以农为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艰苦奋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英雄事迹和精神风貌。小说的写作提纲和章节标题都已拟好，有20多章，已写完第一章，第二章写了一部分，后来因为知识青年招工走了，我又去当民办教师，然后读大学走向新的工作岗位，此事就这样流产了。在这充满惬意的新奇中，在这耕耘田园的劳作磨练中，我们也逐步成熟起来，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就在收获与提高中过去了，等待我的将是新的任务和新使命。(连载之三)
| 
发表于 2019-6-6 19: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