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反腐倡廉

傅启芳

以史为鉴    反腐倡廉

读韩非论贪污有感

    韩非学说为古政治学，涉及方方面面，其中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是，他把“百官之吏”贪图“奸利”谓之“贪污”，并下了个至今仍无可改变的定义，实在是个不朽的历史贡献。他在《奸劫弑臣》中写道：“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溪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
     这段仅五十多字的话，笔者揣其要义有三：一是指出贪污分子的行为是明知不可为而故意为之的，也就是说有主观犯罪动机，因而构成贪污罪的基本要件；二是指出贪污者必“枉法以取私利”, 六个字把贪污的手段(枉法)、目的(取私利)剥离得透彻无遗；三是指出贪污者的结局必然“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溪之下而求生”，无异苟活于世，惶惶不可终日，没几个有好下场的。这是自韩非论述后两千多年来被众多贪腐之徒的实践所证明了的，而且还将继续证明韩非学说论断的正确性。
     人类社会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再无比“百官之吏”贪污之害更为胜出的了。中国历史上经过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垮台的王朝无一不是因吏治腐败，百官贪利，激起民变而引发。明、清两王朝的败亡便是佐证。
     据《明史》相关传纪记载,朱元璋可谓是韩非治贪理论的杰出实践者。他得天下后，鉴于元末吏治腐败，贪风炽热的教训，以严刑重法惩治贪官污吏。《大明律》曾规定：官员贪污获赃银六十两以上者，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即在各府州县衙门旁建一土地庙（又称皮场庙），将贪官押往庙前，砍下头颅，挂竿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在公堂旁边，用以警戒继任官员。同时，还规定官员出差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物超重者，按超重量给以笞刑，最重可笞70下。假若仅以笞刑用于现实，真是不可想象。当然，这在当今文明法治社会是不可能也不可取的。
     朱元璋治贪不论亲疏贵贱，只论贪污罪行轻重，女婿和亲侄犯罪也不能幸免。尤其对身边大臣贪污更以铁血手段惩治。例如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公元l385年)的户部侍郎郭桓团伙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案，朱元璋以法严加追查，查明其贪盗钱财折粮达2400多万石，将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处死弃市，暴尸示众。郭桓等六部侍郎以下有牵连的官员统统处死，数以万计。各地卷入此案的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者不计其数。朱元璋的重典肃贪实为前所未有，虽然杀戮太多，过于血腥，但对于巩固明初皇权，安定社会起了重大作用。然而，朱元璋死后，他的不肖子孙并未继承下来，“百官之吏”大贪奸利，经过二百多年的腐蚀剥落，明王朝成了一堆朽木，民怨沸腾，在李闯王起义的暴风骤雨中被摧毁了。
     清王朝建立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惩贪力度亦不弱前明。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屡兴大狱，诛杀、流放贪官不计其数。例如发生在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的武陵知县冯其柘扣发赈灾粮和掏空库银案，就连同常德知府张宏燧及湖南巡抚李因培等人一并处死。可是，“贪心败类”者见了银子仍是眼黑心邪手痒，即使杀头剥皮也要伸手偷入囊中。就在乾隆大肆诛杀贪官的同时，他的首辅大臣和珅却密织贪网，不停的把国库银子往家里搬(有学者说是乾隆放纵的)。据梁启超先生考研计算，和珅贪污的资财折白银竟达八亿两之多，一举摘取了中国第一巨贪之冠。自此而始，贪风骤起，“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盛行于世，曾经有过辉煌的一代王朝就是在吏治腐败之中倒塌的。
     不过，这些贪利之吏终难逃脱如韩非所言“犹上高陵之颠，堕峻溪之下”的结局。和大人虽贪污银子八亿两，最后也只落得数尺白绫悬梁西去，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遗臭万年。
     韩非虽然不可能知道现代的民主法治是制约特权和贪污的有效机制，但他对“贪污”的论述却仍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芒，颇具史鉴意义。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民主法治的进一步彰显，必将形成一套科学的反腐倡廉机制并有效地消除贪腐现象，一定会比前人做得更好。对此，人们是深信不疑，坚决支持和拥护的。
                            (2013年3月14日曾摘登在本市《廉洁常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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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先金

人类社会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再无比“百官之吏”贪污之害更为胜出的了。中国历史上经过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垮台的王朝无一不是因吏治腐败，百官贪利，激起民变而引发

善德鉴

以史为鉴    反腐倡廉。 韩非虽然不可能知道现代的民主法治是制约特权和贪污的有效机制，但他对“贪污”的论述却仍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芒，颇具史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