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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澧故事 临澧地下党迎解斗争回顾（一）
肖宗荣
临澧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5年，就有胡求仙等一批革命党人在临澧开展革命活动，并成立第一个共产党小组。以后的各个时期，均有革命志士发动和组织临澧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临澧县地下党的迎解斗争，是从1948年秋开始的。1948年8月，在北平燕京大学读书的共产党员晏苏民，改名晏国敬，通过省立十四中学校长俞劲的关系，到该校任教员。接上组织关系后，经地下党省工委书记同意，在湘西工委书记方用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当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南下，而国民党反动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地方政府官员也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他们还想作垂死挣扎，一方面收集散兵游勇，拼凑各种“暂编师、团”(老百姓称为盾牌佬)，扩充反动势力，自立为王；另一方面，残酷镇压革命人民，丢条喊款，搜刮民财，欺压民众。这种形势下，地下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动民众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创造条件，迎接解放。 首先是宣传发动，建立各种革命组织。晏国敬在学校里以教书作掩护，先通过教书把革命思想溶进教学内容中。在教地理课时，一面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面揭露美、英帝国主义的腐朽本质。教音乐课时，教唱“黄河大合唱”、“古怪歌”等进步歌曲。同时，为了团结进步青年学生，先后组织了“道波”、“改进”等20多个文艺社团，并辅导他们编写出版校刊，配合当时全国开展起来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出版了《晨曦》、《反抗》等革命专刊，秘密举办训练班，灌输革命理论，唤起青年学生要民主、争自由的革命意识。与学校里反动势力拼凑起来的“力行”(军统的化身)、“才丁”等社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还适时发动了驱赶反动教师的学潮。初战取得了胜利。
1949年3月，地下党组织在县城和我家里建立了印刷点和联络点。我利用在家乡即合口乡第八保小学当教员的身份，白天教书，晚上或星期日刻印各种进步书刊、小册子和宣传品。我曾刻印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中国向何处去”、“解放区城市十大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区革命小故事等十多种书刊摘录和宣传品，由陈耀刚带到澧县、津市等地寄给临澧县地方官员、工商业经营者、本地有声望的要人以及亲戚、朋友、同学，以便一方面唤起民众的民主革命意识，一方面批驳“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谣传，稳定了民心。合口镇商会还通过十四突击大队队长陈元位哥哥的关系，召开了工商业经营者会议，宣传解放区的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直到我人民解放军过境，他们照常经营，没有一个逃跑的，有的还插红旗、烧茶水欢迎。
1949年3月还成立了“临澧县民主青年革命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先后发展队员近100人，分头开展活动，发动串连群众，扩大影响，并以他们为骨干，组织护校保产，维持社会治安秩序。
接着，根据上级指示，于同年5月发展共产党员。开始吸收毕业离校学生陈耀刚、在校学生周文淇，并成立了党支部，晏国敬任书记，陈耀刚任组织委员，周文淇任宣传委员。6月，上级指示改为临澧县区工委，以上3位同志仍为区工委成员，晏国敬任书记。尔后，又分批发展了伍杰、李忠涛和我等13名学生和社会青年以及5名教师共18名党员。之后又陆续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到临澧县解放，南下工作团与地下党会师时为止，共有党员30人。这些同志，除李忠涛牺牲外，都为临澧和平解放、接管政权、筹粮支前，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其次是建立地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在国民党军队一败千里，内部分崩离析之际，湘西北一片混乱，各种游杂武装拥兵自重，招兵买马，拼凑暂编师团。仅临澧县西北部就有李伯洲、邱英等多股武装。要顺利解放湘西北，非要开展武装斗争，用革命的武装控制湘西北不可。对此，地下党湖南省工委极为重视湘西北的武装斗争。通过程潜的关系，将统战对象陈采夫调来常德，任常澧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第四区保安司令，动员他暗中策动武装起义，组织湘西北人民抗暴自卫军。他来常德后，先后在临澧建起了两支队伍，即后来党组织命名的湖南人民解放突击第八大队和第十四大队。这两支队伍都为临澧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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