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20-10-19 15:31 编辑
军营生活杂忆（33）
图书室
“九·一三”事件后，我无事找事，还为部队整理出一个图书室，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好评，地点在我们办公的那层楼。 在机关上班，我发现有一间房子长期关着，经打听，以前是政治部的阅览室。文革后，经过破四旧，多次清理洗劫，文学类的书籍荡然无存，剩下来的只有政治、历史以及兵器类图书，散落在房间里，沾满灰尘。开始，我找到钥匙，一个人到房间里翻阅。渐渐地我被吸引了，不自主的把我喜欢的认为有意义的书籍摆放到书架上。再后来，我自作主张，把房间里的书柜擦洗干净，清理散落图书，分类摆在书架上。我认为没有用的废旧书刊，做垃圾处理了。我记忆深刻的图书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以及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德国社会党创始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的《我的一生》，以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共运史和介绍巴黎公社的书籍，等等。我做这些事情时得到了从停办的军事院校发落来的被称为“干事”的战友们的支持，尤其是我前面提到的孙宏诚股长，他说我的工作符合毛主席要求干部读书学习的教导。孙组长知道了，也给予了肯定，对我保存的这些旧图书也没有意见，说这里仍然是资料室，反面图书资料，写批判性文章有用，可供参考，只是要我到新华书店看看，买一点新的、更有价值的图书。 孙组长要求我买些新出的书籍补充资料室的意见，无疑是我的尚方宝剑，我立即行动，到峰峰找书店。那时峰峰仅有一家新华书店，除了毛主席著作和应时的政治书籍，确实无书可买。很巧，不久我发现书店摆上了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让我惊喜，我自作主张买了两本，——不记得是两本还是一本，很可能是一本。我从戈壁滩出来，已经长时间没有跑书店了，个人基本上没有买书。因为部队内务条例有规定，战士的私人物件定期要清理，就是一块军用绿色的方布做包袱包裹的那么一点东西，除换洗的衣物外，是包不了多少东西的。买回《李白与杜甫》的消息传得很快，有好几个干事闻讯立即到书店购买，不久就听说书店没货了。放映队的两位女兵，当面用谐音开玩笑说，“高尔基上街买了梨白、鱼豆腐”。
《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10月。这是一部褒贬不一的著作。茅盾曾评价“论李杜思想甚多创见。”另有一位文史专家恽逸群在1972年给郭沫若的书信中说，《李白与杜甫》“一扫从来因袭皮相之论”。上世纪80年代初，夏志清在《重会钱钟书纪实》转述了钱钟书的意见，“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自此以后，郭沫若此书扬李抑杜是迎合毛泽东的说法广为流传，且根深蒂固。但后来仍有不同声音，有人指出，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早年的学术趣味。因为郭沫若早在1947年出版的《我的童年》就留下了言证“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当然，如果郭沫若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不和，在1971年的时代背景下，《李白与杜甫》这种学术性著作是出不出来的。 无巧不成书，就在《李白与杜甫》出版这一年，谁先谁后不记得了，传达“最高指示”，毛主席再次提倡党的高级干部读《红楼梦》。我通过百度搜索，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换防，毛主席指示许世友读《红楼梦》，若是如此，似乎迟了些，因为我不在师部了。反正我记得有毛主席提倡读《红楼梦》这事。孙组长政治敏感性强，立即指示我说“图书室要添置《红楼梦》。”我向他汇报，我从旧书堆里翻出一套，已经上架了。孙组长说一套不够，还去买两套。谁知“洛阳纸贵”，书店里没有货，负责人说等订购的书到货了，通知我们。后来孙组长也没有再问，也就不了了之。我这次特别高兴，孙组长第一次称呼我整理的资料室叫“图书室”，表示它已经被师政工组即政治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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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7 12:3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