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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湖南上古史
袁家荣
湖南在汉代以前有历史吗?古代文献的记载若明若暗,成书不晚于战国的《逸周书·王会解》提到过“长沙鳖,其西,鱼復鼓鐘鐘牛”。《战国策》中,纵横家苏秦曾对楚威王说过一段话:“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泾之塞、郇阳。”这是能够从文献史料中稽考的湖南最早的历史。传统史家对于早期湖南的书写,只能从这种语焉不详的叙述中开始,再往前,完全是空白一片。 自人类诞生以来,数百万年的悠悠长河中,偌大一个远古的湖南,难道真是渺无人烟?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的过去发生过什么?几乎成为思想家无法绕开的命题。而身在湖南的人,不会不对这一片热土有一种寄托,也不会不对生长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们的过去产生好奇。 如今,湖南的考古学家说,我们已经用考古的方法,重建了湖南的上古史。 追溯湖南人的源头,自然要从最早有人类活动的时代说起。 那个最早的时代叫旧石器时代,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湖南就陆续发现有旧石器时代遗存,这些遗存集中发现于湘北澧水流域和湘西水流域,在那里河流的阶地上不经意的一块石头可能就是数十万年前的人类所遗留。这是一个洪荒的远古时代,人类茹毛饮血、追逐于山林川泽。湖南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最早的遗存距今约50万年,而新石器时代的发生不早于距今15000年。人类在一个冰雪消融、大地复苏的季节——末次冰期结束后的一个间冰期——走出山洞,来到原野筑巢而居,开始驯育家畜、种植水稻、制造陶器、开垦农田,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一万年的历史朝我们走来。 道县玉蟾岩的考古,拉开了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序幕。在这个山洞里发现了距今14000年前的陶器和水稻,陶器是中国最早的陶器,水稻是世界最早的水稻。这是在湖南上空划过的一道天光,照亮了东方大地。有了水稻,农业获得快速发展,于是就有了定居村落,安定的村落和农业,使得人口迅速增值,在这以后的数千年里,湖湘大地热气腾腾,一派喧嚣之声不绝。 一项项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湖南的历史:彭头山与八十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聚落环壕和围墙(距今8000-10000年);高庙白陶和神秘宗教独步天下(距今7000-8000年),给那一方沉静的山水平添了一股灵气;城头山古城横空出世,耸立的城池将文明的大旗高举(距今6000年);鸡叫城壕渠和水利系统见证了湖南在那个时代的绝代风华(距今4000-5500年)。史前的湖南,完全以不亚于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大踏步地朝前迈进,与中原地区相比,湖南上空那一道光环,自然是分外鲜丽夺目的。可以自豪地说,这些改写历史的考古发现不仅为构建湖南的远古历史提供证据,而且为改写中国乃至世界的远古历史提供了重要素材。 然而,就在中原出现第一个中原王朝之际,湖南却变得黯淡下来。当中原腹地夏、商、周相继粉墨登场的时候,湖南只有一个小国,蜗居于沩水边的炭河里,不过,他们却有罕见的创造能力,把青铜器艺术发展到一个神奇的高度,人面鼎、四羊尊、鸮卣、大铜饶等无不惊世骇俗。如今这个小国的历史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们生存的年代大约是商末周初,这个时期,周天子把楚国先祖熊绎分封在荆山,一个只有不到方圆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楚人却是靠了这块土地,一步步走出荆山,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几乎统有全部南方的泱泱大国。湖南在这个时期成为楚国稳定的后方,是楚国人才、物资的储备基地。遍及三湘四水的楚国古城和庞大的墓群能够充分反映这一点,这个时期,湖南正式成为国家政权控制下的一方土地,数千年来地处“蛮荒”的化外之民皈依了王朝,湖南各地出土的楚文物和楚简,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佐证。 秦统一以后,湖南成为中央王朝的一部分,秦朝在湖南设立了洞庭郡和苍梧郡,郡下设县,从此开始了湖南步入大统的历史,在国家的史书中,也渐渐有了关于这里的记载。里耶秦简的出土,则是在湖南楚简和《史记》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自汉以降,考古工作即是证经补史,有人说知识分子是活着的文物,而文物则是死去的知识,这话颇有道理。靠知识和文物的流传,人类才得以延续,文化才能够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了解过去,对于消失了的过去,文物和考古是最能以实物说话的,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之所在。 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来自于过去,了解过去才能把握现在,也才能展望未来。欲了解人类的过去需要考古,欲了解湖南的过去,更需要考古。 我们与一贯具有文化担当精神的三湘都市报联手开办“湖湘文明溯源之旅”系列专版的意义,正在于此。 湖南的考古学家已经用考古的方法,重建了湖南的上古史。这些改写历史的考古发现为改写中国乃至世界的远古历史提供了重要素材。对于消失了的过去,文物和考古是最能以实物说话的,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之所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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