澧阳群玉网宣(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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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廖姓人的廖家坪

（三）现实中的廖家坪

作者：高家协

        现实中的廖家坪已经从神话和迷信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了。这里的人，勇敢地面对现实，最大的特点是敢和苦打交道。廖家坪地处道水下游，坪湖居多，地势低洼，每下一次春雨，就要涨一河水，漫一次坪。小则田地上水，庄稼无收；大则屋内进水，人畜躲离；老人、小孩、女人，牵牛赶羊，到家住山里的亲戚家暂住。有时一年要涨十来河进屋的水，家具进出，衣物洗晒，人畜的转移就要往返十来次。田里，淹了春收，栽早稻；淹了早稻栽晚稻，晚稻淹了打撒谷；撒谷淹了栽稗子；稗子淹了就种荞。地里，大麦尚能收获；大豆就不一定能收到了。也只好淹了大豆种高粱，淹了高粱就种粟、黍，淹了粟、黍种萝卜。大家得什么吃什么。有时一年忙上头，也只能吃上大麦、大豆、荞拌萝卜；辅以栽桑养蚕，勉强养家糊口。这样年复一年的过，他们不厌其烦。一九五四年，势如猛兽的大水，卷走了房屋家产后，多部分人到就近的高处，豆荚湾、茄子山、矮山等处，用土砖磊，茅草盖，安身避雨，继续种廖家坪的田；还有极少数人，特别是渡船口四队的人，更是不愿离开。他们用几根树棒，弄几根楠竹，用稻草盖顶，周围要高粱杆一站，也算是家。一九五八年公共食堂，把渡船口四队的人，也全都请到了豆荚湾、茄子山居住；可三年后，食堂一散，原住渡船口的高王张易，杨杜邢羿八姓二十来户，一百二十多人，一窝蜂又搬回来了。这些，是时人认为苦不堪言的事，在他们眼里，却不值一提。苦水的浸泡，造就了廖家坪人苦中创业，苦中求学，苦中求乐的精神。一九六七年开始，他们花两冬两春的时间，挑出了清朝时，大中国的六大财主之一的，蒋财主没有实现的廖家坪大堤。堤长三千多米，首期土方六十余万，全凭手挖肩挑；还建筑了平堰、双鸭湖各八十米，截面积分别是零点九、一点八平米的，南北两个岩砌自关门穿河堤的水道。笔者66年高中毕业回家，在上大学之前，有幸任廖坪垸的工程估方员，目睹了首期围垸的现场。那时是道河人民公社廖家坪大队，下辖十二个队。十二个队中，坪上有田地的只有一至七队。围垸的主力，理所当然的落在了受益的七个队身上。七个队，人口不足一千，劳力三百来个。任务按坪上受益面积摊派，分到队；队上三五人自愿组合，分土坑完成。平均每个劳力，一个冬春要手挖、肩挑、一千多方土，捡踩、夯实、修穿河堤水道的杂工等五十多个。晚稻一收就上堤，清明播种才收兵，吃餐团年饭都要挤时候。土越挖越远，堤越筑越高，路距加长，难度增多。他们满手磨出了茧，肩头磨起了坨，没有人叫过苦；工地上红旗招展，吆嗬不断，越干越有劲。大队党支部易书记家住二队，是修堤的总指挥。他除公社开会以外，白天，就在堤上和二队的社员一道挑土；晚上，就召开修堤队长的会，或去看望家中有困难、或生病的修堤社员；群众把他当作知己；有话对他说，有问题向他反映；他是大家的主心骨。不仅如此，一年到头，他完成的土方任务，还超过了队上劳力的平均数。他三十多岁的人，看起来象五十多岁的样子；一米七、八高的个头，只有百十来斤的体重；成了皮包骨头。七队是住在山里，田地在坪上，距修堤工地最远，一般有三、四里路。每天，队长李祖万带领社员去得最早。他把十几杆红旗插在工地，和工程员把一个个土坑放好，让社员选完后，自己就捡剩余土坑去挖。七队挑堤，进度快，质量好，次次评为先进。他个人有胃病，经常痛出一阵阵冷汗。他一只手顶住痛处，一只手抓住扁担，迈着阑珊的步伐，也要把土挑上堤顶。没住廖家坪的八至十二的社员也无私援助。那些当过主头的易善泽、孙永红及陈述湘、陈述协等，无一不积极支持，带头参与。廖家坪人的精神，虽没有感动天上的财神菩萨赵公元帅，却把上级的“三赵书记”感动了。道河公社书记赵本坤常带干部们上堤挑土，还给点公社储备粮指标。刘市区委书记赵维成，是前任道河公社书记，他
三天两头来参加劳动，给群众鼓气，还送上子篾、铁丝、煤油、楠竹、木材等一些堤上所需材料的指标。县委书记赵全志，是个南下的老干部；亲临双鸭湖穿河堤的水道工程现场以后，县里拿出了相当全志书记三年工资的三千多元人民币以援助。一九六八年清明前，首期工程结束。大堤，旗开得胜，挡住了当年的洪水，社员喜获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丰收。廖家坪大队，破天荒的跨过了“刚要”，坪上的七个队还亩产超过了千斤。年底，廖家坪大队被省、县的各级政府评为先进单位；李队长上县，易书记到省，参加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大会”。一九七六年，公社在廖家坪去大岩场的渡船码头，修了一座道水大桥。接着，廖家坪的人就把坪中丰登堆的几万方土，一锄一锄的挖，一担一担的挑；填平了龙潭湖的一节尾巴，填平了坪中的金湖、邵家堰、易家水垱、羿家堰等；修起了桥头东连毛家坪、仙公庙、灵泉的公路；为出行提供了方便。还在双家湖东边的茄子山嘴上，修起了一座能排渍，能抗旱的电动机埠，为旱涝保收，提高了保证。几十年来，堤在不断加高；设施不断改善；公路已是水泥浇筑，成了武汉至广州高速路的一匝道的接线，南、北可通临澧、澧县县城。廖家坪的人，尝到了旱涝有收，安居落业，出行方便的甜头。廖家坪的人，有着百折不饶的求学精神。他们有句俗语，说：“养儿育女不读书，如同屋里喂栏猪”。为了让儿女读书，当了裤子不回头。也就是说，倾家荡产，在所不辞。
        廖家坪的第一个中学生，是后坪“恒爷”的儿子；他为了儿子到九里联中读几年书，一年卖几亩田地，几年卖完了家里几十亩田，供其读书。前坪“玉爹”，妻子病故；拖儿带女，当爹又当妈；加之洪水把房屋也冲垮了。碰上是“过苦日子”的时候，天灾人祸，使他举步维艰。但他，为了送考取了澧县二中的儿子去上学报到，把自己家里乘下的唯一家具---簸箕，也卖了，钱都不够；后来，还把隔壁人家一个装谷的柜子借来卖了，才凑齐五元钱的学费和过三道河所需的六分钱的过河费；上学时，由于自己没钱过河，把儿子送到刘家河的渡船上后，自己就转身回去了。金鸡岗的“东爹”，妻子刚安葬，小女又接到考取澧县一中的通知；在雪上加霜的时候，他牙根一咬，卖了自己居住的茅屋，送女儿上学去了。鱼形岗的“范伯”，也是中年丧妻，带着一双儿子艰难度日。长子高中毕业后要去长沙深造。入学通知书来了，可他身无分文。他跑东家，奔西家，接连借了十几家，钱都没凑齐。最后，把一个祖传的，天天吃饭要用的，可值数十元钱的方桌，只几元钱卖了后，才凑齐学费，保证了儿子如期上学。十二队的“沈伯”，是“过苦日子”时从工厂回乡当农民的；家中二老常年因病，卧床不起；妻子带着儿女远在常德；为了解决儿女的学费，他不顾身体，拖着哮喘病，到澧县、张公庙等地的回纺厂打工。父母为儿女读书能历尽千辛，儿女在校更能饱尝万苦。廖家坪在外读书的学生，没有一个因怕苦而棳学、逃学、不认真学的。他们不怕艰难，不怕困苦。特别是四队的学生，他们的家是始终住在坪上，经受的苦更多、更大。家父人称“玉爹”，是“合作化”时期的“单干户”，我上小学时，就需自己作三餐饭，读半天书，放半天牛。上完小时，考取了澧县一完小，无钱进城寄宿上学；只好再次到临澧太山完小报考，通学就读。开学后，需自己起五更作早饭；上学要过一道河，翻三座山，来回行程近二十余华里；晴天是露水、汗水浑身湿透；遇风雪交加，冻得瑟色发抖。上中学，带不齐上、下两床被子，六年与人合床睡觉；自始至终买不起面盆，只得借人家的洗脸盆；转身带一盆水，给人家还去。“范伯”的儿子到长沙读书后，除学校解决的基本生活费外，自己没有小用钱；寒暑假回家，也得要跟着泥瓦工，去津市的几个建筑工地挑砖、挑瓦、挑灰泥；争几个钱，解决来回的路费。“杨伯”五个儿女，年龄差别不大；穿的衣、用的书包、写的笔，都是从大到小，循环使用。“年伯”的幺儿出生后，只个把月母亲就过世了，是姐姐喂面糊带大的；老父亲与他相依为命，从小学到大学，完全是自己打理自己。廖家坪村的学生，就是这样，一个个从廖家坪村的土地上走出去，上小学，进中学，再到大学。据近几十年的不完全统计，考上国防科大等全国重点本科，湖南师大等省内重点本科者，有百十余人。他们毕业后，在全国各地打拼。有在国务院、国家部、委，有在省、市、县、乡政府部门供职，身居要位或在从事文化、科学、教育的重要单位供职；也有投身商海，身缠数贯的金融、企业老板。属四队八姓的十多户人家中，走出去的大学生有十多人；按其配偶子女在内，大学生达到了五十余人。杨伯一家五个子女，个个都有较高学历。长子大学毕业还考研，当过一家省级报社的老总，是个厅局级干部。“范伯”长子的俩口人，都是读书，从坪上一路读到长沙，获得了较高的学历和职称。儿子是研究生学位，注册会计师职称，公司总经理职务，属厅局级干部。在县城担任局长、乡长的也有好几个。桥头茶馆里常有人说“大岩厂乡政府，一级一级往上，一直到北京的中央办公厅，都有从小小廖家坪四队出去的牙儿”。更令人感到高兴地是，在村里干过二十多年工作的现任党支部刘书记告诉笔者说：“我知道的这些年，那些从村里读书出去的人，都没忘记廖家坪村；他们‘常回家看看’，到村里走走。我们村现在是，个个屋场通公路，到组还是水泥路；户户都有电灯亮，供水龙头上高楼。修起了全省统一规格的高标准村部和解决村民防病治病的卫生室。新农村的建设中，在道河乡不算落后，很多时候还到县里参加表彰会。这些都和他们的声援、鼓励、支持分不开的。”他还特别提到，沈伯的大儿，大学毕业后，无论是在外交部，还是在驻外使馆工作，都忘不了给他打电话、发信息，鼓励和支持他的工作。中国的民间有句歇后语，说“黄连树下唱歌----苦作乐”。现实中的廖家坪人，就是有着“苦作乐”的精神。共和国成立的初期，他们组织过花鼓戏剧团，农闲时到本地唱，去外村演；也组织过舞狮、耍龙队，竹马队、蚌壳精队，高跷固脚队等。逢年过节，走村串户。每年的五月初五、十五、二十五，也就是头、二、三端阳节，他们还组织龙舟队到道水河里去比赛。这里面，他们还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划龙舟用的棹，一是要自备；二是要偷人家的活树制作；三、树老板越出来赶，越好。说背着偷的树跑得快，制作的棹，划起来，龙舟就跑得更快。1953年的端午节，阳光灿烂，四面八方来“赶场”的男男女女络绎不绝。磨子坪，长木岭等几条龙船早早“登江”，敲锣打鼓，邀集“龙友”。廖家坪的人也不甘落后。只见村里年轻的负责人易善泽，在渡船口几户人家取出十几把棹，又与邢明生下河借了一条船，邀了几个年轻人，也登了江。邀人，也很有味。有的年轻人成双成对“赶场”，男的丢下女的去玩龙船，又怕女的有意见。他们从不开口，就是一坨稀泥巴，投在想邀的人身上，再相向一笑，就算邀定了。那次，从端水堰下面的曾埠河面起划，到洲尖“设标”。标是大岩厂几个做生意人设的。其中之一就是廖家坪的易寿记。设有头、二、三标。“标”放有猪头、红包等。那次，本来是磨子坪的船先到一瞬，下船夺标的人在爬上洲尖时，诺大的一块土垮了下来，待第二个冲上去时，灵活又熟悉地形的邢明生已爬上洲尖，紧紧抱起了“头标”。坪上的每个屋场，都有常年的点子队、乐器队，传至而今。点子有南路、北路；由锣、鼓、钹、响板、砂槌等组成；乐器有大筒（胡琴）、笛子、箫、唢呐。他们不仅参与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集市赶场的演奏活动；而且，平时坐在茶馆里、热天在河边乘凉、秋天在高处尝月，冬天在火坑烤火，也会有人拉的拉、唱的唱、敲的敲、打的打；甚至在车水、扳谷、挑土等重体力劳动的间休时间也不放过。每至春暖花开，杨柳返青的时候，河滩上、田地边、集市中、会场里，响起的阵阵锣鼓声，悠扬的琐呐、笛子、长箫的吹奏声，此起彼伏，令人陶醉。
        四队的人，被水淹了田地的庄稼，人被逼到了高台上；只要有歇口气的时候，他们都会拿出笛子、长箫或唢呐吹奏一番；或一个人站着举伞，另一个人坐着，跷起二郎腿，也拉起大筒来；对唱一曲“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或吹着笛子，吹着长箫，自我欣赏一番。他们就是凭着这种乐观的精神，使自己的心情开阔，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困难的克服充满勇气；对儿女的前途充满美好的理想。住渡船码头摆渡的“长爷”，就是爱吹长笛、长箫，蓄长须，而得名的。只要是没人过河，他就会拿出自制的笛子或长箫，坐在船板上，吹上一、二曲；对河大岩场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听要听见了长伯在吹笛子、吹箫；再忙，也要停下脚步，听它吹一阵后再走。他的儿子，虽比不上他，但也能吹起“工工四车上，火子上”，为人家迎亲接客。他在他的大孙子两三岁时过世了；大孙子虽没有机会受到他的指点，但家庭和周围的影响是存在的。大孙子从小的玩具就是笛子、长箫，听惯的也是笛子、长箫发出的悠扬悦耳的声音。他自然从小就喜欢上了笛子、长箫。小时候，走得稳就学吹；跟随大人放牛，坐在牛背上也吹；后来，他带着自家制作的笛子、长箫，从家里出发，吹进了廖家坪小学；从廖家坪小学，吹进了地处新洲的澧县八中；在学校的舞台上，多次进行过独奏表演。“文革”中，他失学从教，后又当兵入伍。他的笛子、长箫没离过身，跟随着他，去了广州，进了北京；进了国家军队最高级别的文艺团体。他参加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的哀乐演奏；参加过国家20、35、50周年天安门广场的大型演奏及中国共产党的十大至十五大的大会司礼演奏工作；美国总统尼克松、克林顿、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外国使节及领导人的来华的欢迎及宴请演奏；他随团到过多个国家进行演出；受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政府首脑的高度评价与赞扬。还到亚、非、美等一些国家传授技艺。他有着大校军衔，演奏家职称；爱人是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他们住在国务院机关宿舍。他演奏的悦耳声响，就这样从廖家坪出发，吹遍了大江南北，京城内外，五洲四海。

注：作者高家协同志曾任澧县文化局局长，现为省作协会员
（图片：张儒湘）

陈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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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仕先

陈爱玉 发表于 2021-1-3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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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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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仕先

舒中一 发表于 2021-1-3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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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淑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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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惠凡

欣赏老师佳作。为您点赞👍。

城头山视窗

廖坪没有人姓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