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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8） 陈独秀与胡适
陈独秀（1879—1942）和胡适（1891—1962）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把陈独秀与胡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新青年》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最初名《青年》，自第二卷更名。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1878—1953。安徽绩溪人）和陈独秀（1879—1942，安徽安庆人）、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都是朋友，是他向胡适推介《新青年》，陈独秀也是通过汪孟邹向胡适索稿。汪孟邹是陈独秀和胡适交往的中介人。 1916年2月3日，胡适将赶译的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寄给陈独秀；刊发后于8月13日陈独秀回信胡适，希望“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 1916年10月，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致信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八条主张。陈独秀对此大为赞赏，立即编发在《新青年》上，并专门撰写跋文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界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当见其成，则大幸也。” 胡适在接读陈独秀的信后，经过反复思考，写成《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得之，“快慰五似”，立即刊之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它翻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冲破旧文化的沉沉黑夜，向新世纪跨出了第一步。其实，陈独秀也早有文学革命的主张，与胡适不谋而合。为了给胡适之文大壮声势，他亲自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 不久，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力邀下，留学美国七年，在大洋彼岸高举新文化火炬的胡适，回到国内，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二人联手的共同努力下下，新文化运动得以轰轰烈烈的展开，二人也成为思想界的执牛耳者。 二陈独秀与胡适在思想道路上的分手 早在陈、胡初交，即1916年《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翻译小说，陈独秀复信胡适，信中说以西方文学名著作为中国文学改良之先导，是陈、胡二人的共识。但是，“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陈独秀的要求没有得到胡适的响应。相反，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与胡适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日渐凸显。陈独秀放弃了创办《新青年》初“不谈政治”的宗旨，对政治的热情日益高涨，这引起了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胡适的不快。同样，陈独秀对胡适不谈政治的做法也不以为然。陈独秀笃信马克思主义后，将《新青年》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坛，崇尚思想自由的胡适更无法认同陈独秀。 1919年初，陈独秀离开北大后，在上海“又交上了那批有志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和胡适等“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又迁回上海实际编辑工作由年轻的共产主义者陈望道等承担。此后，陈独秀将精力转移到筹备建党工作上，而胡适仍然坚守文化和思想启蒙的立场。陈、胡二人都曾竭力弥合彼此的分歧，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二人在不同的思想道路上渐行渐远。 1925年冬，胡适到上海，借住在亚东图书馆。陈独秀有时悄悄地来看望胡适，“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 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 这样的争吵在两位老友之间简直是家常便饭。但争吵归争吵，两人的私交并未受损，事实上，两人不仅经常见面、闲谈、会餐，还一起对亚东图书馆进行业务指导，一起参与很多社会活动。 三、胡适营救陈独秀 然而，无论陈独秀和胡适在政治、思想上多么水火不容，但两人的私交并未断绝。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被法租界逮捕，社会上的知名人物及社会团体对其开展了营救行动。胡适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信，为陈独秀“乞援”，他在日记中记道：“写一长信给顾少川，……说法国人近年作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请他以此意劝告法公使，请他们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末说，我并不为独秀一个人的行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牢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积极参与陈独秀的营救活动，他不仅致电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而且与翁文灏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对于各界的营救电报，蒋介石指示不予复电，但在回复胡适等人的电文时，他明确同意将陈独秀“移交法院公开审判。”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作了《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讲，他称颂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胡适此时公开演讲，自然是想引起整个社会对陈独秀的怀念和关注，从而增加营救他的力量，他还在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傅斯年为陈独秀辩护的《陈独秀案》一文。 陈独秀也在狱中写信给胡适，感谢他和一班朋友为他奔走。 四、最后的思想共识 1937年8月，陈独秀提前出狱。远在美国的胡适，不忘为老朋友的生计着想，为他联系了一家美国图书公司，希望他到美国完成自传的写作。但陈独秀却拒绝了，他选择偏居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小县城，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此后，陈独秀与胡适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1949年4月14日，在国共内战的轰隆炮火声中，胡适黯然伤神地登上了离开大陆的轮船，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祖国。陈独秀遗嘱执行者何之瑜在上海抓紧编辑《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赶在胡适离开之前，送给胡适，希望在帮助在海外出版。当轮船航行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时，他读到了《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他将老友的遗著重新编辑出版，定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他还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篇序言。 在序言中，胡适由衷赞佩老友在“最后见解”中发掘出民主真谛的意义。他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他的“最后见解”“是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两个老朋友，在经历了多年的分歧、争论后，最终在对民主的见解上达成了共识，胡适也为与老友最后的认同感到欣慰。 “陈独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灿烂，未因历史逝去而褪色；反因历史久远，而更显醒人的魅力。”（《文人陈独秀》p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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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7 21:1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