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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9） 陈独秀与鲁迅 鲁迅（1881—1936） 陈独秀与鲁迅的结识和交际是《新青年》杂志，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5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首次署名“鲁迅”。1922年底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金心异”，即钱玄同。当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曾陷入犹疑与绝望之中，一度用抄古碑来“麻醉自己的灵魂”。正在这时，《新青年》编辑钱玄同到寓所拜访并约稿。鲁迅试着写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陈独秀见鲁迅的文稿是白话小说的形式，且“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故极为欣赏。为此，陈独秀后来写信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从此，鲁迅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他对《新青年》维护有加。《新青年》自第六卷设立由陈独秀、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六人轮流执编。鲁迅虽不是编委，但也参与一些活动。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在《忆刘半农君》中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 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开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号止，他在这本杂志上共发表了五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这当然与陈独秀有关。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曾这样写道：“《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陈独秀还建议鲁迅出小说集，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豫才兄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陈独秀不仅鼓励鲁迅写小说，也带动他多为《新青年》写“随感录”——杂文。最初这个栏目只有陈独秀一人写，为此他曾写信给周作人说：“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后来鲁迅写了很多“随感录”，其杂文成就与《新青年》的平台是分不开的。 鲁迅尊奉陈独秀为“主将”，自己的创作为“遵命文学”。《呐喊·自序》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鲁迅还说：“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石钟扬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写的到底是谁？可以从两个层面回答这个问题：一为生活原型，鲁迅的姨表弟阮久荪确实精神错乱，与鲁迅相处前后八天，陪他住院治疗；以为精神原型，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周作人指出《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是礼教吃人。这是鲁迅在《新青年》上所放的第一炮，目标是古来的封建道德。……礼教吃人，所包含甚广，这里借狂人说话。”“这是打倒孔教的一篇宣传文字，文学艺术问题都是次要的事。”1919年4月，傅斯年发表《一段疯话》，最早谈读《狂人日记》的感想：“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们做狂人呢！……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 鲁迅《狂人日记》问世之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也曾有过几个狂人，到鲁迅写作《狂人日记》时，他们都还健在，不过此时已经失去光泽，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接着，在《狂人日记》问世前夕，又涌现出一批文化新人：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周作人等。但这些人中，蔡元培、李大钊有领袖资格，然不属“狂”之列；钱玄同、吴虞反孔有狂态，却无领袖资格；胡适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暴得大名”，但在鲁迅心目中很随和，算不上“狂”；至于鲁迅兄弟，骨子里都有点狂，但表相温和，并且没有领袖欲。石钟扬写道：“如此道来新文化运动中的狂人领袖，则非陈独秀莫属。” 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作曲家、思想家。 主要著作有《权力意志》 《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陈独秀狂飙式的精神气质，早在鲁迅《狂人日记》写作之前，就已经弥漫在他的言行之中。他祖父曾预言：此儿不成龙即成蛇；他的朋友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章士钊视之为“不羁之马”；陈独秀自己写诗言志“酒旗风暖少年狂”。毛泽东对陈独秀也赞扬有加，“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并于文末情不自禁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和鲁迅一样，早期受尼采影响很深。傅斯年在《陈独秀案》中说：“陈独秀思想中这个‘尼采层’是使他最不能对中国固有不合理的事物因循妥协的，也正是他的文学革命与伦理改造两运动中之原动力。”陈鼓应分析鲁迅和陈独秀受尼采影响的不同：“尼采对于鲁迅的影响，在于个性张扬方面；对于陈独秀的作用，则在伦理方面。……尼采学说的核心问题是对西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之‘价值重估’，陈独秀把握了这个最为关键的要点，并借用尼采学说中的这一基本概念作为助力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 毋庸讳言，“鲁迅方阵里”曾发生了一件令陈独秀非常难堪的事情：1936年6月3日，托派中央书记陈其昌化名陈仲山给鲁迅写信，希望他在抗日联合战线问题上支持他们的观点。在7月出版的《文学丛报》第四期和《现实文学》第一期同时有署名“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发表。这封信曾被视为鲁迅明确拥护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的重要文献。“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更令托派不堪的是说他们“下作到拿日本人的钱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此时，陈独秀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鲁迅一向反对国民党御用文人以“卢布说”恐吓他，那么他为何要用“日元说”来侮辱陈独秀们呢？多少年来令人疑惑不解。（p437） 直到1993年初《新文学史料》第一期上，发表胡风遗著《鲁迅先生》才真相大白，胡风以当事人的身份证明，鲁迅那篇著名的答托派的信，不是鲁迅自己写的，也不是鲁迅“口述”的，而是冯雪峰以鲁迅的名义代谢的。“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坐起，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冯雪峰“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说什么，只简单的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时候，鲁迅病情稍好转，胡风问他：“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胡风还说：“（鲁迅）他对《新青年》编辑同人，五四文学革命领导者之一的陈独秀，始终表示敬重的态度……提到他的名字时总称为独秀先生或独秀。”（p438） 陈独秀没有活到看到胡风证言的日子，虽然无法了解鲁迅的真正处境，然而鲁迅的《大托洛茨基派的信》，并未影响他对鲁迅大致公平评价。鲁迅去世后，陈独秀发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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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 21:09: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