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谈湖湘文化
什么是文化?关于文化这个词的定义,包括中国的、外国的,据说有一两百种之多,我个人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即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地说,文化指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合;狭义地说,文化则专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何谓湖湘?湖即洞庭湖,湘即湘江。湖与湘合起来则泛指湖南这片土地。湖湘文化便是世世代代居住在湖湘大地上的人群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因为精神产品对人类的影响更为深入持久,且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故而,人们在谈论湖湘文化的时候会更多地关注其精神层面,或者说,更注重湖湘文化精神。那么,湖湘文化精神是怎么打造的,它有哪些突出的特色
呢? 我个人认为,探讨这个课题,不能离开两个关键词:一为楚风,一为湘学。楚风即楚地之风俗、习尚,这是湖湘文化诞生的广大厚实的基础。楚地风俗是由地与人所形成的。
湖南这块土地位于亚热带,气候温暖,雨水丰沛,宜于植物生长。它的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是洞庭湖,境内分布湘、资、沅、澧四条大河。这种地形使得湖南在古代与外面交通不便,但本境却可以凭借水路而易于联络。
据考古发掘资料证实,远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在湖南一带活动。最古老的遗址,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更早以前,湖湘大地上居住的民族或部落群主要有五个,即越人、蛮人、濮人、巴人、楚人。其中越、蛮、濮三个族群进入较早,相对中原文化而言更为落后。因为贫困,加上远离政治中心,故而湖南在历史上少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名人。王闿运说:自有郡县以来,湖南未尝天下先。
当然,这是从总体来说,在某些方面,某个局部上,湖南也有值得自豪的地方。这就是湖南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群。他们因此而形成一种异于别地的民风民俗。这种民风民俗,史书上常用如此字眼来表叙:尚武、好斗、喜用剑、轻死、剽轻、易于激发等等。当我们读到这些字眼时,极易想起屈原在《离骚》、《国殇》、《卜居》、《渔父》中所展现的氛围。
屈原楚辞的特点是习楚风、操楚语、言楚事。湖湘人的特点与楚辞所营造的氛围吻合,是很自然的事情。显然,史书上所说的这些湖湘人的特色便是楚风。
用今天的语言来表叙,这种楚风即崇尚勇武、喜欢打斗、爱好兵器、对死看得轻、剽悍敏捷、容易被激怒等等。这些特色从古至今,烙印在湖南人的行为表现上,潜伏于湖南人的基因血液中。
对湖湘文化精神的打造起着重大作用的还有湘学。湘学是对湖湘学派、湖湘学问的简称。“湖湘学派”一词的最早出现在南宋初期,是当时学术界对以胡国安、胡宏父子为代表的学术群体的称呼。胡氏父子是福建人,在两宋之交的战乱时期来到湖南,结庐于南岳衡山,设帐授徒,传道讲学,影响广大,自成一派。之后,“湖湘学派”的所指逐渐扩大到整个活跃在三湘四水的学术群体,而他们所讲授的学问也相应地称之为湖湘之学。
其实,湖湘之学可以上溯到更早时期的北宋大学问家周敦颐。湖南道州出生的周敦颐,早年受教于湖湘大地,成年后进入仕途。周敦颐在《易传》、《中庸》及道家思想基础上,提出一个以“太极”为中心的世界创成说,还提出理、性、命等哲学概念,创立濂溪学派,拥有程颢、程颐等一大群优秀弟子。
周敦颐不仅因此而成为影响后期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深远的理学的鼻祖,而且有力地推动湖南学术的繁荣。湖南人重视学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湖南学术的繁荣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湖南的省会长沙有一所千年弦歌不绝的岳麓书院。成立于北宋开宝年间的这所书院,因宋真宗的召见山长周式、亲题匾额并颁赐经书,而有幸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从那以后,不论时局如何动乱、战争如何残酷,这所位于岳麓山脚青枫峡畔的高等学府,一直没有中断它神圣的教育事业。
作为三湘乃至全国的学术重镇,它重礼延聘各朝各代当时海内第一流学者来此授课讲学,广开山门接纳五湖四海的聪颖才俊来此勤学苦读。这里先后迎来过张拭、朱熹、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等大师名流,也培养出像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唐才常等一大批卓越人才。湖南学术的薪火,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岳麓书院的世代传承。
作为理学的—支派系,湖湘之学即湘学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特别注重心性修炼和经世致用。湖湘士人在湘学的熏陶下,普遍重视道德、情操、品性的修炼,并把人生价值定位在安邦治国、康济时艰之上。
千余年来,湘学作为内核,对湖湘文化发挥凝聚、引领的精英功能,楚风作为基础,对湖湘文化起着养育承载的民间效应。它们互为影响,融合化生,共同打造了湖湘文化精神。
具体地说。湖湘文化精神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无须依傍的自我意识 湖南自古以来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又因为较为封闭,故而相对于中原来说,皇权意识比较薄弱,自我意识比较浓郁。在千年万载操习楚语楚风的过程中,远古楚人奔放浪漫、天马行空式的思维方式,在三湘四水得到较好的保存与继承,逐渐形成湖湘文化无所依傍的自我意识。
二、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 湖湘学派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对湖湘士人群体的价值取向有着终极性的指导力量。他们多把人生的成功建筑在对社会的治理上,并不满足于书斋中的阐述经义一著书立说。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名言被携刻在岳阳楼上,世世代代成为湖湘士人生命旅途的指示灯。对近世影响最大的书籍《皇朝经世文编》之所以出于湖南人贺长龄、魏源的手中,便足以说明这一点。
三、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 史册上所说的“易激发”,就是说的湖南人血性旺烈。屈原自尽汨罗江、舜帝二妃投身湘水,无论是为国还是殉情,在湘人的眼里都是血性的最高绽放,都值得由衷赞美,都应该立祠建庙,永久祭祀。同时,屈原、二妃这种血性最高绽放的形式又成了血性湘人效法的榜样,在理想遇阻,爱情受挫时,有人就会选择这种方式来表示的心迹。 明代中叶辣椒传入中国。湖南人为什么嗜辣如命?就是因为湖南人的性格与辣椒投缘。在辣椒的刺激下;湘人的旺烈血性更加火爆激烈。在社会动荡的年月,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血性旺烈的湖南人如鱼得水,更能彰显出与众不同的身手。
四、倔强霸蛮的任事态度 湖南人最爱说的两个字就是霸蛮。什么是霸蛮?通常被认为不可能做成的事,却偏要以超出通常的做法去把它做成,这就是霸蛮。这显然是远古南楚蛮子的遗风。湖南人祟尚这种霸蛮的任事态度。凭借着外省人难以理解的这股蛮劲,世世代代的湖南人,在这块贫瘠而竞争激烈的土地上,奋斗着、拼搏着,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就是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这条文化长河流到近代,开始有了一个质的转化。完成这个转化的,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在长江中下游—带的湘军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便是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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