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后的一个影响澧州百余年发展的故实

鸣泉斋主人

一首诗后的一个影响澧州百余年发展的故实
              ——湖南澧州“反洋线”事件概况
                     高守泉
     2013年6月，澧县古澧文丛编纂委员会在编撰《九澧诗存》的过程中，辑录到一首标题为《澧阳电》的诗，其诗云：

          杉桩一炬闪电摧，澧州城门昼不开。
          雷击沙沉天地怒，闭关绝约楚人来。
          焉得长剑向天倚，断佞臣头斩封豕。
          羽檄星飞报天子，官商铜线齐罢栽。

    此诗录自《清江渔父呤》卷四，作者为晚清湖北建始县贡生张仲羲。查张仲羲简介，知其派名张继和（1834—1924），号春谷，又号介然，建始县官店车营人。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赴湖南担任军职，（具体职务不详），驻于岳常澧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仲羲参加"公车上书"运动，后被遣回原籍。《清江渔父呤》为其所著诗稿。作者在《澧阳电》诗后，有一个自注云：“时有‘江西雷震电线，天不肯；河南泥陷电桩，地不肯；湖南火焚电桩，人不肯’之论。”诗所记录的是1891年春夏，湖南继河南、江西架设电话电报线路受毁后，又一起严重的“罢栽洋綫”事件。《九澧诗存》的编撰者们认为，此诗记录了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是晚晴推行新政过程中，部分民众守旧行为的一个缩影，所以就收进了《九澧诗存》第一册的《城邑篇》。至于此诗背后所记录事件的具体状况，特别是它的意义、影响等，则未做研究。
   最近，笔者从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澧州，特别是澧县、津市传统历史文化的韩川先生博文中，看到了他对于《澧阳电》一诗背后事件的感叹，引起了关注与共鸣。韩川先生的博文说：“澧州绅民一把火，烧掉的不只是电杆，而是烧掉了澧州的发展机遇，到民国初，澧州始沦为县，在省内地位每况愈下，一落千丈，令人扼腕叹息。”笔者认为，韩川先生的感叹，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而且这个号称湖南“罢栽洋綫”的事件，有值得今人思索、借鉴的诸多地方。特别是今天的湖南，在力求湘、资、沅、澧四水流域齐头并进，争取以更强的实力融入全国中西部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大局的时刻，省、市、县和官、民、企等诸方面有识之士，甚至是学界精英，了解和反思这个事件，或都可从中获得一些历史的教训。
为说清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先弄清湖南“罢栽洋綫”事件，也就是《澧阳电》一诗自注中所谓“‘湖南火焚电桩，人不肯’之论”的事实过程。根据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湘省安设电线片》、《查明澧州毁拆电杆情形折》、《湖南安设电线折》、《请将岳常澧道移驻岳州折》四个奏折，以及盛宣怀等当事人的电文、笔记和《湖南通史.近代卷》等史料，可以知道湖南澧州“罢栽洋綫”事件的概貌：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根据他经营治理两湖的需要，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以《湘省安设电线片》上奏朝廷：称“湖南、湖北两省中隔重湖，文报往来，遇有阻风，动淹旬日，平时已觉呼应不灵，设遇地方紧要案件，尤虞迟误，前拟将荆州商局电线，由沙市过江，接造至湖南澧州，经长沙省城，直抵湘潭，以通紧要信报。湘潭以上能否旁出接造，应俟临时体察。”而在事实上，从当年闰二月起，张之洞的前期工作已经做得十分充分：不仅“电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声明俟将路堪定后，再行具奏。”“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案”，“咨商湖南抚臣札饬地方官，体察民情，妥为晓谕，以便开办”，还委派湖南前候补直隶知州钱绍文，驰赴澧州、常德、益阳、长沙、湘潭等各州县“剴切开谕，告以堪路安线，均用华工，不用洋匠，与民间坟墓田庐，毫无妨碍”等详细政策办法。在已经得到湖南藩、臬司署和包括岳常澧道、长宝道在内的各级官员和地方绅、耆“并无异议”报告的情况下，张之洞特派山东登莱青道台盛宣怀前往澧州、武陵，负责督办湘鄂电报线路建设工程。并向朝廷奏称：“早日观成，以利文报而裨商务。”
一条电话电报线路的施工，张之洞派盛宣怀亲自坐镇，是因为他知道，当时全国的守旧势力，加上施行新政工程中的贪腐之风，再加上湖南绅民的桀骜不驯，他担心“稍滋事端”，就会前功尽弃。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当盛宣怀率委员、工匠进入澧州境内开始施工时，不仅遇到了麻烦，而且引起了一场民众、地方官、施工方的全面矛盾与冲突。即如前诗所记：“杉桩一炬闪电摧，澧州城门昼不开”，——架设电线器材被焚毁，民众围攻州城；“雷击沙沉天地怒，闭关绝约楚人来”，——引起群情激奋和毁约封闭等社会倒退乱像；“焉得长剑向天倚，断佞臣头斩封豕”——激发官民冲突和民众不满情绪蔓延；“羽檄星飞报天子，官商铜线齐罢栽”——事变惊动朝廷，并使一项利国利民的新工程半途夭折，也使他这个以推行新政著名的湖广总督颜面难堪。
据张之洞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二十八日上奏的《查明澧州毁拆电杆情形折》的记述，导致湖南“罢栽洋綫”事件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就是：1891年新春一过，盛宣怀率委员、工匠进入澧州境内马家河、青泥潭、梦溪寺，也就是沿古涔阳驿道一线施工时，澧州不少绅民，首先是看见前来澧州的司事工匠，都穿着窄衣席帽的奇装异服，认定就是洋人。这违背官方事先声明的架线工作一律用华工，不用洋工的承诺，引起民众不满。紧接着，负责施工保安的人员强调保护电线的重要性和惩罚性政策时，引起民众“如设电线，以后幼孩、牲畜损坏线杆者，皆须处死，民间受累无穷”的误解、威胁和恐慌。再接着，就是两个谣言的传播：一个是“电线关系洋人，必系洋人所设”的传说，认为是官、洋勾结欺骗人的把戏；一个是办差委员有“需索”行为的传闻，大呼老百姓将要吃亏上当。所以从当年春天部分民众的零星阻扰架线施工，到六月初七日澧州绅士组织起来，制备书有“痛逐洋人，禁其洋线”的旗帜，聚众行动反对。愤怒的人群纷纷将各处的电线杆、铁钩、瓷碗等施工材物捣毁焚烧。六月十一日，“津市电杆一千二百余根，十一被痞匪纠众烧毁净尽，裕守景营并防勇未能保护” 。
说它复杂，就是因为当时的国家政局，正处于新旧激烈博弈的敏感时期，“电线达湘，澧州系入境首站” ，如果澧州电线接通，湘省与两广、川黔等地立即连成一气，新政与维新派就取得了关键性的优势。于是，澧州电线施工开始之后，有被张之洞称为“各省匪徒”和“地痞”的人，大肆“散布谣言、揭帖”，又借澧州界溪桥（今双龙乡）地方的所谓“教士案”，掀起了一场“专意与洋人为难”的“反洋线”运动。到最后，民众疑虑越多，谣言传播越快，各团绅民愈聚愈多，盛宣怀频频电报告急，直至有人在冲突中负伤。 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张熙等得知澧州焚毁电杆事件，立即札饬湖南岳常澧道廷杰、督同澧州知州裕庆，并由张之洞直接委派湖北候补知府李谦，火速前往会同查办。七月十五日，清廷发布上谕，要张之洞、张熙确切查明，妥速办结。张之洞、张熙便再次札催廷杰等人查办。廷杰等先后拿获、拘捕肇事民众13人，又责令澧州绅民认赔所有焚毁物资，劝退聚集的反抗民众，事件方得以平息。
但由于“各省匪徒”和“地痞”的蛊惑，澧州众多绅民仍然相信电线是洋人所安设，安设电线后必将引洋人入湘的谣言，官方却一时“猝难开导”。又因时值夏令雨多水涨，电杆架设所经之地，多被水所淹没，架设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于是张之洞饬令暂缓安设。十月二十八日，张之洞奏明清政府，表示待以后从容开导当地绅民，晓之以理，再妥酌办理。一场牵动两湖的“反洋线”运动，终于演变成一个惊动两湖、震撼朝野的事件而收场。
湘鄂电报线路工程被迫全线下马，从而推迟了湖南省第一条电话电报线路的建设。其时全国“除湖南一省外，其余十九省遍行设有电线”，虽然多处运营中的电线不时遭到破坏，但总比湖南强。湖南以近代通讯设施建设为标志的新政建设，实在是与全国发达省份拉开了一大截距离，成为全国最后架设电线的省份。
由于湖南境内不通电报，消息闭塞，上报中央的紧要文件不得不由驿道以600里加急递至武昌拍发，这对政令的推行，带来很大困难。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七年之后，张之洞旧事重议，再度上奏一道《湖南安设电线折》。为获得民众支持，张之洞特别列举“湘省上年（指1895年）长衡等属旱災，开办赈抚，专人由湖北汉口转电各省请款协助。旬日内外，皆即回电，协济款项，仅能汇银至汉，而中间湘汉专人往返半月，比及银到，已迟月余”的悲情事实，争取人心。但此时，张之洞明显表现出对于“地方风气未开，澧州愚民轻信地痞谣惑，以致群疑电线为洋人所设，遂有毁折电杆情事”的厌恶与痛恨，便与湖南省抚陈宝箴决定，湖南电线安设不再把澧州列为湘省第一站，而是“兹定议由长沙省城起，历湘阴、临湘、岳州一带驿路安设，至湖北蒲圻县境，计程四百五十余里。”光绪二十三年（1897）元月4日正式开工，4月29日试通电路之时，电报督办盛宣怀即电贺湖南巡抚陈宝箴，云：“湘线得通，使22行省电工告竣，诚公勋德”。这是湘鄂电报干线开通后的第一份电报，从而结束了湖南与外省“文报往来，动淹旬日”的落后状况。
从湖南省的角度讲，电报电话线路的架设虽然迟了将近八年，但终归是通了；此后全省的后进状态也有所补救。可是，对于发生过“反洋线“事件的澧州来说，直接、间接和有形、无形的损失与损害，似乎只可用“无可奈何”来叹息。不说那个遭到前人反对的“洋线”，迟至光绪二十九（1903）年十月底才架接到澧州，比原已开工的光绪十七年（1891）春迟了十一二年。更重要的是以下的两个转折，可以说使整个澧水流域整体发展所遭受的制约，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第一个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张之洞内心的不快，促使他以一纸《请将岳常澧道移驻岳州折》的陈奏，使澧州城这个从明嘉靖初年（1524年左右）开始，就成为岳（岳州）常（常德）澧（澧州）三地道署机关驻地的“道治之城”，降格为普通的州城。历史上，管领岳（岳州）常（常德）澧（澧州）三地的“湖广布政使司分守上荆南道”道署，就建在澧州城西区、紧邻澧州文庙的西北地段。清康熙六年(1667)，设为“湖南布政使司分守上荆南道”的道台又改名为“分巡岳常道”；雍正七年(1729)澧州升为直隶州后，“分巡岳常道”再更名为“分巡岳常澧道”，但道治一直设驻澧州，且道署亦为原上荆南道道署旧地，计有连续长达378年之久的历史。有人说澧州城曾有过相似于长沙城级别的地位达三、四个世纪，完全是历史的真实。只不过目前不为一般人重视和研究。直接的原因，可以说或是张之洞的一纸奏折决定了澧州日后的命运。
张之洞在《请将岳常澧道移驻岳州折》中说：“窃照湖南岳州府，现在钦奉谕旨，开设通商口岸，事属创办，举凡税务、商务及华洋交涉事件，在在均关紧要，自应查照各洋关成案，设立关道督办，以专责成。查分巡岳州等府之岳常澧道，原驻澧州，与岳郡地隔重湖，既恐鞭长莫及。然若另行增置，又复糜费用滋多，臣等往复相商，拟请将分巡岳常澧道移驻岳州，兼管岳州关监督事务。所有一切通商开埠事宜，得以就近经理，可免增设之烦。虽与原驻之澧州相距稍远，然岳、澧二府州均系该道辖境，今兹遥领澧州，与前此遥领岳郡，情事正复相同。而权衡轻重，今日之岳郡为新开通商口岸，华洋交涉事务殷繁，较之澧州尤为重要。”张之洞的陈奏句句在理，朝野和澧州均无话可说。
第二个是到了中华民国二年（1913），鼎革后的民国政府施行体制改革，一批过去的清末新政大员研究调整州、县设置时，昔日为道治、州城的澧州，便默默无争地被沦降为县城。由此就有了中国大江两岸北荆州、南澧州对峙生辉历史的终结；也就有了我等今日引为共鸣的“澧州绅民一把火，烧掉的不只是电杆，而是烧掉了澧州发展机遇”的扼腕叹息！
。。。。。。
弄清了《澧阳电》一诗背后的如此史实，笔者重读此诗，总有一种历史的沉重与压抑，由是写下这些文字，以求方家哂正。

蔡德东

发微探幽，将一首诗包含的背后内容如此挖掘出来，难得！

鸣泉斋主人

谢蔡总关注，湖南澧州的“反洋线”事件确实值得各方面的人思索、研究，但作为澧州人，特别关注的应当是如何补救前人一百年前盲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稍稍恢复澧州百年前的荣光。

曾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