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津市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大旗，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实现了国共合作的全民族团结抗战。地处抗战大后方的津市人民很快投入到这一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洪流，在中共津市地组织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抗日救亡活动。
建立中共新洲区委。1937年，共产党员郭遵泰、王道宣等人加入由共产党员蔡思治、聂复苏发起的“澧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1938年，郭遵泰以新洲、津市为重点，吸收进步教员和学生。组织发展、宣传、串联的方式主要是采取办读书会、结拜兄弟姐妹、办补习班等形式进行，组织发展对象议论时局、交换读书心得，谈个人理想等，再经组织多方面调查确认可靠后，吸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员。学习资料主要是《新华日报》、《群众》杂志、《青年自学丛书》等。
1938年7月，中共澧县工委成立。根据中共中央大力发展党员的决议和省工委“猛烈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中共澧县工委在津澧大力发展党员，积极组建党的基层组织，至1939年6月，中共澧县工委已相继建立了4个区委和17个党支部。其中，中共新洲区委下设有6个党支部，党员66人，程光瑜任区委书记。新洲支部，书记李昌象；渡口支部，书记周小溪；毛里湖支部，书记施古风；澹津支部，书记刘春生；特务支部，书记严文汉；四方支部，书记周双全。但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采取“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国民党澧县党部对中共津澧地方组织的迅猛发展视为“洪水猛兽”，只苦于无处下手。
1939年8月，中共澧县工委发生“失密事件”，8份党员的入党志愿书落入涔南乡乡长陈广散之手，国民党澧县县党部、县国民政府如获至宝，立即行动，妄图一举破坏中共澧县工委及基层组织，当即改组各学校，将有“共党”嫌疑者一律开除，并软硬兼施，派人游说，利益引诱，劝其登报脱党，又派人盯稍，扬言暗杀，制造恐怖。中共澧县工委决定，为应付事变，停止扩充组织，加强内部教育，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尽快转移。新洲区委立即停止扩建组织，要求党员暂时隐蔽。
1 1940年初，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澧县工委筹建抗日游击武装。县工委派部分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参加各区乡成立的抗日自卫队，控制武装力量，伺机暴动。共产党员王道宣、杨道瑞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担任了新洲区抗日自卫大队大队长和政治教员。县工委定于9月16日武装暴动，但由叛徒苏经校告密，7月5日，国民党军警联合行动，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工委负责人及多名党员被捕，党员花名册被搜，暴动计划流产。7月17日，游玉圃等4名党员牺牲。有的党员经不住残酷的严刑拷打而自首，有的党员出走他乡，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活动。
建立跨地区党组织。中共渡口支部的恢复。938年2月，刚组建的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派秘书长帅孟奇到常德秘密开展工作，帅孟奇相继发展数名新党员，串联大革命时期潜伏下来的党员许和钧等人，成立中共常德特别支部，书记许和钧，组织委员贵立功，宣传委员廖新夏。常德特支很快发展党员近百名，建立4个基层党支部。因津市渡口与常德县接壤，又是许和钧与贵立功的家乡，大革命时期党的组织活跃，党员较多，一部分隐蔽下来的党员与许和钧、贵立功接上关系，恢复了渡口支部，刘士宝任书记，隶属常德特别支部。到1940年春，环境逐步恶化，根据上级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渡口党支部停止活动。
陆军第五十三军中的中共支部。1938年春，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刘玉舫听说中央军校在长沙招收抗日负伤出院的军官受训，便赴长沙冒称抗日负伤军官，进入中央军校战时干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受训，毕业后编入湖南军管区军官大队。其间，刘玉舫与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接上关系，遂离队返回津澧，准备参加周斓在洞庭湖区的抗日游击总队。
1939年初，共产党员王良诚从雷火洲来到津市，与刘玉舫接上组织关系。1939年3月，驻津的国民党五十三军在滨湖一带招募志愿兵团，潜伏下来的共产党员刘玉舫、王永安、李祖艺等人和中共南县中心县委的党员韦来宽受南县中心县委书记曾惇的指派，招收500名青年组成志愿兵营，前往五十三军应招被录，编入五十三军一三0师野战补充团第二营，刘玉舫任营长，不久调任该团少校团副，营长由李祖艺接任，韦来宽、王永安分别派任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和军警督察处上尉。
1939年夏，南县中心县委又在南县、华容、安乡、澧县、石首、公安六县抽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共144人组成志愿兵连，由共产党员段中执任连长，加入五十三军，编入野战补充团第二营第五连，驻新洲，防守渡口。连队秘密建立了中共支部，书记吴庸，组织委员邱永良，宣传委员孙归翔，有党员40余名。
1940年春，吴庸调离，书记、组织、宣传委员分别由邱永良、孙归翔、汤万协接替。此时，曾惇因要调离中共公南特委，遂来津市刘玉舫家，邀刘玉舫、韦来宽、段中执、邱永良等党员在河街一栋木楼上商议党组织在五十三军内的行动计划，指定刘玉舫为领导人，隐蔽身份，等待时机，等部队训练结束装备了武器后，脱离五十三军，拉到滨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刘玉舫等人相机在该军中交结朋友，秘密发展蒋宗策等人入党，作好策反准备。
1940年8月，正当刘玉舫策反野战补充团的条件趋于成熟时，冯素梅（五十三军政治部宣传队女队员）泄漏了韦来宽的共产党员身份。军长周福成命令特务营秘捕韦来宽，并在韦的住处查抄出中共组织在五十三军的策反行动计划和主要负责人的名单。8月21日，周福成下令全面缉捕共产党员。刘玉舫、王永安等人相机脱险逃生。该支部遭破坏，党员大多脱离该军，出走他乡。中共组织在五十三军中发展起来的600多人枪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建立中共新华工厂支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活动逐步升级，为隐蔽组织，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破坏，浙江省铁工厂党总支负责人和一分厂党支部书记李群相继离开浙江。1942年5月，丽水地区被日军侵占，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派工兵炸毁浙江省铁工厂二、三分厂，一分厂停工人员遣散。共产党员高培勋、仇甬夫、贾劲生、吴新元、蔡镇铭开会商议，一是上山打游击，二是去内地找职业，继续坚持党的工作。党总支负责人认为他们做工出身，没受过军训，不利上山打游击，同意他们转移内地，另谋出路。
1942年7月8日，由支部书记仇甬夫率领5名党员从浙江龙泉出发，长途跋涉，徒步行走2千多里，于8月13日到达衡阳，与先期到达的李群取得联系，召开支部会议，推选李群为书记。会后，高培勋随李群去祁阳，其余4人留衡阳，到处寻找流落衡阳的“浙铁”同事，不久，找到了“浙铁”的党员薛建亚、娄设可。10月底，召开第二次支部会，大家认为党员分散于祁阳、衡阳两地，不便联系和开展党的活动，决定自己集资办厂，建立据点，把党员聚集起来，一边生产，一边从事地下活动。
1942年冬，李群、高培勋等来津市，在新洲皮家台建起简陋的弹棉机厂，后迁到津市油榨街，租三间房作工厂，取名新华制造弹棉机器工厂（简称新华工厂），商标设计成地球上覆盖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命名为“星球牌”。工厂旨在建立党的革命据点，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筹资金，民主管理的新型工厂，商标则寓意着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1943年5月1日，工厂正式投产。10月，仇甬夫、贾劲生从衡阳来到津市。为了积累经费开展党的工作，他们仿效解放区的分配方法，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实行供给制，不发工资，每年发一套服装，每月发几元零用钱。而为群众谋福利，做好事，却从不吝啬。工厂附近一座木桥，年久失修，来往行人提心吊胆，他们投资拆除旧桥，重建新桥，并整修桥头两端道路。街坊失火，救火的水龙临阵出故障，殃及四邻。他们派人把水龙拖到厂里修理如新，继而为其他保公所修理消防器材。木工董玉林家境困难，党支部多次送钱送粮救济，送其妻到医院治疗，派人护理。对农民购买的弹棉机，实行包用三年，不好用包修，不能用包换，上门修理。
1944年4月，新华工厂党支部召开会议，针对个别党员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给予严肃批评和诚恳的帮助，并重申：新华工厂是党办的，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一切财产属党所有，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和党的优良作风，爱护群众的利益；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党支部委员会，支部分工李群任书记，高培勋任组织委员，仇甬夫任宣传委员；积极寻找党的组织，组织读书会，培养积极分子，壮大党的力量。这次会议后，党支部整顿了思想，革命信念更加坚定。
党支部借鉴浙江铁工厂地下党组织的经验，在厂内秘密组织起读书会。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控制进步书刊的发行，书籍难买，报纸难订，他们就把从浙江带来的《大众哲学》、高尔基的小说《童年》、《母亲》拿来当教材。派专人寻找各种渠道，秘密购买进步书刊、报纸，从外地买来《生活月刊》、《阿Q正传》、《观察》，又通过邮局一个思想进步的职员秘密订了一份《新华日报》，组织工人读书读报。读书会办起后，有点文化的工人提高很快，但一批文盲工人学不懂，跟不上。党支部又办起识字班，支部委员充当老师，轮流上课，使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并从中吸收优秀人员入党。
党支部紧紧团结党内外职工，一边生产，一边“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壮大队伍。在日本侵略军侵犯津市时，他们疏散山区，备尝艰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重返津市，开始新的战斗，成为津市在抗日战争时期唯一坚持下来开展活动的党的基层组织。（津市党史办）
发表于 2021-5-24 06:5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