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言
我的知青岁月
1969年元月6日，是我人生中刻骨铭心的日子，也是我远离父母第二次“断奶”、走上独立生活道路的日子。我随市一中六八届200多名高、初中毕业生下放到石门县官渡公社，我们初73班的24名同学被分在东红大队的东风、东红、永忠三个生产队。我和3个男同学、4个女同学下到永忠生产队。那年，我刚满16岁。
从战战競競中开始
记得下队的当天，由于准备不太充分，天又到了傍晚，队里把我们4个男同学临时安排在一间无门又无窗、四壁漆黑、堆放稻草纸的仓屋里，屋内只有房顶薰黄的几片亮瓦透下几缕微弱的昏光。当晚，我们害怕野兽和盗贼，同时为了挡风，在“搬木头……”哼唱中，将堆在仓屋角落不知谁家准备用来打棺材的几根棺木斜立在门口，算是有了“门”。就这样战战兢兢地睡了第一晚。第二天一早，天放亮，我们4人怀着好奇的心情走出去转转。我们屋的背面是两座大山，山的中间叫“巅儿垭”，两山都有一条岩板路通向那里。我们沿着山右边的一条岩板路拾级而上。这时，毛芋头（李少明）突发奇想：“我们跑上去怎么样？”我们望着一、两千米的岩板山路直摇头。毛芋头一个人跑了起来，可跑出不到两百米已是气喘吁吁，停在那里望着我们尴尬地笑了。在稻草纸仓屋没住多久，永忠生产队调整为四个小生产队，我们4个男同学仍被安排在一个小生产队，4个女同学则安排到别的小生产队去了。我们的住房条件也略微有了改善，被安排在一家五保户的两间空屋里，一间睡房、一间灶房，住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直到后来队里为我们盖了新房。
在艰苦中锻炼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由于我家的成份高，干起活来特别能吃苦，好像越吃苦越能显示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越吃苦越能说明真心实意地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干过多种农活，比如说挖塘泥，寒冬腊月一般人都是不愿下到堰塘里的，即使有几个人下去也会想方设法穿双深统套鞋，我那时没有深统套鞋，也不想因塘内人手不够而“窝工”，便赤着双脚下到塘底，一锹一锹地把塘泥往上送，一天下来双腿已经是被冻得青红紫绿的了。又比如说烧粪柴，在山坡地上种红薯需要大量土肥，队里人就把山坡上的一些荆棘杂草砍掉和着草皮一起烧成草木灰。在堆烧时，需要将荆棘杂草集中拢来，一般使用的是“羊叉”，那天恰好“羊叉”不够，我便脱掉上衣打起赤膊背起了粪柴，等我收工回到家时，肩上背上已被划得道道血痕了。
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第一年吃的是国家配购的统销粮，第二年则靠自己挣得的工分进行粮食和钱的分配。当时队里比较穷，正劳力每天工分是11分，给我们知青定的是9分，每个工日仅有七、八角钱。第二年年底结算时，我们不仅不进钱，还要倒找钱。我们那时是吃长饭的时候，饭量也特别大，第一年的粮食不到冬月就给吃完了，之后就找队里借谷。第二年春上队里的谷也给借完了，就只能靠社员给我们送些红薯、包谷吃。光吃杂粮的日子是很难熬的，加上我的胃又不适应，老是呕酸水，胃整天像火燎似的。主食跟不上，菜更是一大难题，第一年的头几个月全靠社员送菜吃。尔后队里给我们分了一小块自留地，种了些茄子、辣椒和豆角，另在山坡上点种了几棵南瓜，老是不肯结，菜一“断桥”我们就只得靠打盐水汤来泡饭。饭菜状况如此，烧柴的难度也不小，由于队周边岩山多，一些岩缝中的茅草早被割完了，我们只得与队里的壮劳力们一同去慈利五雷山打柴。每次得天不亮就起身，赶到五雷山山脚天才亮。等打完柴挑回来时，壮劳力有时还能赶上半个工。而我们则不行，百把斤重的柴火，四、五十里地的山路，路上又只能歇几次肩，能在天黑之前赶到屋就算很不错的了。否则，你打一天柴就成了“两头黑”。
在不舍中作别
尽管我的知青同学有的在不到一年就招工回城，像“武大郎”（武敦豪）、“董胖子”（董维峰）在十月份就去了常德机械厂和石门磷肥厂，“毛芋头”第二年年底也去了常德轴承厂，留在队里的我，有幸被选派参加了1970年底枝柳铁路石门路段的修建。当时我们公社在铁路上被编为“九二三二工程指挥部三团四营”，几百民工主要是完成原石门县砖厂一段修路基的任务。指挥部为了鼓舞士气，昂扬斗志，成立了以知青为主体的铁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主要是搞好工地的文艺宣传和广播宣传。我那时既是演员，又是编创，白天上工地演出，晚上钻进工棚写稿，什么锣鼓词、三句半、顺口溜、诗朗诵，我都学着写，抽着八分钱一包的常德“经济”牌香烟，拿着每月五元钱的生活补贴，也还干得蛮有滋味的，这也算是我在文艺创作经历中的第一次起步吧！除了创作、演出之外，我还负责工地的宣传标语，至今还有一处涵洞两边保留着我那时写刻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仿宋体对联。1971年春，铁路完工我返回队里，恰好大队小学需要老师，我又干起了赤脚老师的行当。小学1名校长、3名老师，六个年级三个班，每人得上两个年级复式班的课，我教的是一、二年级。那时农村小学孩子的条件苦啊，学校没有一张好课桌，学生身上没穿一件干净衣，有个别学生还因家里无人照看，经常顶着弟弟妹妹来上学。我虽然教的是一、二年级，但六年级的学生特喜欢我，因为我利用在铁路宣传队所练的本领、所学的特长，在学校成立了一个校文艺宣传队，以六年级的学生为主，课余时间为他们排练了《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的光辉》等节目，时常在大队部和邻近的东泉水库工地演出，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和喜爱。
1971年11月，常德市搬运二社在石门招搬运工，我有幸被录取。回城的那天，全校师生为我送行。特别是六年级校文艺宣传队的10多名学生和3位校长老师，帮我挑的挑行李，背的背书籍，拿的拿小东西，一溜长阵爬十几里的山路送我到了县城。在县城大家同吃了午饭，照了一张师生合影。临别之际，我又转身送他们到石门县磷肥厂外的渡口。在渡口，许多学生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双手不肯放，我的眼睛湿润了……等机帆船开动时，满船的学生嚎啕大哭起来，我也跟着哭了。我含着泪，向他们挥手告别：——再见了，石门；再见了，官渡；再见了，我亲爱的第二故乡！
三年的下乡磨砺,我无怨无悔；三年的知识积累，我终生受益；三年的知青生活，我永世难忘。
▲1971年11月，作者（二排左四）招工回城，和石门县官渡公社东红大队东红小学七一届毕业生合影。 | 
发表于 2021-6-11 17:07: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