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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务 善 （1896～1971） 朱务善，又名王理堂、王一鸣、朱吾禅，苏联名，泊·易·欧西皮夫。湖南省津市人，生于1896年阴历10月17日。父亲朱馨笙，晚清秀才；母亲何氏，家庭妇女。幼年父亲逝世，家境渐渐衰落。小时在津市大成两等小学读书，后考进澧州中学堂。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读了很多古典名著，尤其喜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中每篇资治结论几乎全能背诵，因而受中国旧礼教的思想影响，只埋头读书，不问外事，也不“越礼犯分”。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曝发，满清政府被推翻。朱务善正值中学毕业的时候，他阅读了从京、沪、长沙等地传来的书刊杂志，尤其对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十分欣赏，从而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扩大了眼界。他抛弃了封建的旧礼教思想，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思想。 朱务善中学毕业后，家境困难，不能升学。加上父亲去世，生活更加困难，欲升学借贷无门，只好辍学在家。 1919年4月，22岁的朱务善升学心切，奔走求援，在父亲的朋友和同学的资助下，上京投考大学。他由于学习成绩优良，同时被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和法政专校取录。 这时，中国人民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反对日本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向前发展，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朱务善在北京目睹广大群众游行示威，学生罢课，街头演讲，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内除国赋，外抗强权”的口号，使他受到教育和鼓舞。这时北京大学已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决定上北大念书，立志投入到火热的爱国运动中去。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念书的初年，有三件大事影响着他：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狭义民族运动；二、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派的革新运动；三、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1919年9月朱务善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被选为北大学生会主席，之后又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继“五四”、“六三”之后，他积极带领青年学生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他如饥似渴地读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新青年》刊登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这些革命的书刊，鼓舞和启发了朱务善，使他从狭义的民族主义思想，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他同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何孟雄、黄日葵等青年一起，纷纷组织革命团体，举办各种宣传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 朱务善响应“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加入了北京学生所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积极从事对广大民众的宣传活动。他坚定地站在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同以胡适为首的欧美式德莫拉西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0年10月，朱务善经李大钊、邓中夏的介绍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劫、张太雷、李骏、朱务善、陈为人、邓培共十四人。 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和具体组织下，北大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朱务善参加这个公开的团体，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团结教育广大青年，批判各种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 921年年末，朱务善受党的委托，在北京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被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积极从事青年工怍。在北京蒙藏学校宣传时，他还培养了一些少数民族骨干，其中有云泽(乌兰夫)、奎壁、多寿、刘锡五等。那时他们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后来他们都成了忠实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了开展工人运动，他积极参加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演讲，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发动工人起来革命。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朱务善同缪伯英以北京学生代表的身份去到武汉，与武汉党的负责人陈潭秋等取得联系后，招开新闻记者会、接见武汉学生代表，慰问江岸被难工人，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正义斗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在武汉不久，施洋遇害，武汉形势紧张，加上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揭露了吴佩孚、肖翘南镇压工人的血腥罪行，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仇恨。次日传出了肖翘南密令逮捕北京学生代表的消息，朱务善与当时在武汉讲学的李大钊密商后，当即离开武汉，南下长沙，继续进行宣传活动。 1924年，党中央在北京成立中共北方区委，朱务善任区委成员。这时党派他到《民报》任中文版“国内新闻”和“经济副刊”编辑，他冒着风险长期连载了列宁的《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等著作。 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纲领。朱务善在北京学生中被选为到广东促请孙中山兴师北伐的代表，两次会见了孙中山，当面向孙中山揭露了北京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政治阴谋。孙中山听了，当即声明说：“现在的问题是这样，谁反对共产党，他就不是国民党员。"得到了孙中山的鼓励和支持。 1924年，孙中山为了采纳中共“召开国民会议”的意见，来到北京。这时，北京出现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国民会议促进会与以北洋军阀政府段祺瑞为首的善后会议的激烈斗争。 国民党改组后，第三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必须保持党的组织与党的工作的独立性。朱务善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宣传部的指导。他是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主要筹备人员之一。历时一个半月的国民会议，大会期间，他担任大会的党团书记，负责对大会的具体领导，击败了“善后会议”的阴谋，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在会议期间，他积极从事中共党的组织活动，按照党中央的授意，培养并介绍了大会代表中早期的海员工会著名领袖苏兆征入党。 1925年北大毕业后，他受党的委派前往苏联孙逸仙（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1926年他改名为伯·易·欧西皮夫，由中共党员转为苏共党员。1927年8月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指派他到列宁的故乡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1929年苏共清党时，朱务善应同学要求写信到武汉向顾孟余要了一份中国报纸（据说顾盂余是武汉国民日报主编），因而受到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 1930年5月军政大学毕业后，他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做中文教师，后来又在苏联科学院教书，任科学院文物学院研究员。他先后还在苏联历史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和列宁格勒大学讲授中文和中国史。在此期间，他写了不少历史研究论文。将要取得更大成就的时候，1937年他受到了肃反扩大化的牵连。当局怀疑他的学生与刺杀基洛夫案有关，因而株连老师，蒙冤被捕，判刑5年，流放苏联乌赫塔城。刑满仍留原地工作。1951年，旧案复发，又判刑3年。朱务善在苏联17年的放逐生活，虽然蒙受不白之冤，忍受着痛苦和磨难，但他坚信自己是无罪的。他利用自己懂得的一些医学知识，在那里担任医生和医疗卫生部门的领导工作，为苏联人民做了不少好事。1954年，终于平反昭雪，无罪释放，回到了莫斯科。1955年，朱务善重新加入苏共为预备党员，因第三国际代表王明故意拖延，不出具证明，未能及时转为正式党员。 同年春，朱务善已年逾花甲，倍加思念祖国，想念家乡，挂念亲人，毅然申请回国。他通过周恩来总理出面，并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联系，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1956年4月27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了他1921年的中共党籍。同时，分配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党委成员。1961年，任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党委成员、党的领导小组成员。 朱务善回国后，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祖国面貌的巨大变化，感到欢欣鼓舞。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科技编译出版工怍，热情积极，认真负责，讲求实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平易近人，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爽直，直言不讳，作风正派；以身作则，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突出的是他重视专家的作用，常常带领工作人员登门拜访专家，听取专家意见；他为了缩短出版周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讲空话，狠抓实效；他关心青年的成长，经常同青年谈心，写文章纪念“五四”青年节，做报告，用亲身经历教育和鼓舞青年。他还对出版社的经营管理有着很好的设想和打算，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无法实现。 在十年动乱中，年逾70的朱务善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和冲击，于1971年6月含恨逝世，终年75岁。党的三中全会以后，1978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为其平反，恢复了名誉，并举行了追悼仪式，肯定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之一，他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中苏人民的友谊奋斗了一生。他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津市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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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1 07:4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