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家人——“反正仇日”的中华民国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高家协
高宗武，原名高敏，1906年出生，高岙人（系新七公第17代裔孙）。1931年，年仅25岁的高宗武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回国后，加入南京《中央日报》，在报上发表多篇有关日本现状及中日外交关系的文章，引起各方注意，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他所持与日本外交关系的观点，深受蒋介石的重视。1932年，高宗武受聘为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为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1933年他以日本问题专家身份进入外交部，并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1934年5月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6月升亚洲司副司长，9月奉派往北平协助谈判伪满通邮案，坚守中央训令毫不退让，最终使通邮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他表现的对日谈判能力和周旋技巧，深得蒋介石、张群等人的赞赏。1935年5月，升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年仅29岁。其后，高参与了由四川成都和广东北海日人被袭两事件所引起的中日谈判。高宗武在谈判中益形沉着应对，手段成熟，获得各界肯定，名声大震。 1937年7月，日本借口卢沟桥事件引发战争。国民党内很大部分人主张对日言和，其中的胡适就力劝蒋介石不能放弃求和管道，并郑重推荐高宗武才华出众，堪当此任。蒋介石接受胡适的建议，召见高宗武，命高秘密和日本军方保持接触，试探和平条件。高宗武于1938年3月辞去外交部亚州司司长职务，以“军事委员会特派员”的名义赴香港，以“宗记洋行”（实为日本问题研究所）作掩护，和日方频繁接触。蒋介石、汪精卫对高宗武所得情报，大为赞赏。 1938年7月初，高宗武擅自到日本活动，获悉日本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要蒋介石下台的信息。高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则曲径直达，以期自效，而误入歧途，参与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11月20日，奉汪指示和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方代表进行“重光堂会谈”及《日华协议记录》的签订。 1939年2月下旬，高宗武赴东京与日本政府、军部的首脑人物的接触会谈后，逐渐看透了日本人诱降的欺骗手法，以及欲灭亡中国的野心。当汪精卫还潜在越南河内时，高宗武就发电报给他：“我的东京之行令我深信日本不诚实，某些特务人员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想方设法劝汪精卫中止与日本人谈判。之后，还极力反对汪在日本占领区南京建立所谓“新政府”。可是，汪精卫不听奉劝，继续与日密谈，并决意建立他的“新中央政府”。这时，高宗武的言行引起日本人的嫌恶和戒心，怀疑他是蒋介石的人，对他进行监视，曾企图扣留。在这种情势下，高宗武思量再三，决定反正。 高宗武第二次去东京路过长崎之际，拜访了在那里养病的温州同乡黄群（黄朔初），高通过黄的关系联上当时在香港的杜月笙。1939年11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面见了杜月笙，得知“高宗武决反正”，并可带来《日汪密约》，即命令高宗武迅速起义反正。这期间，高宗武仍多次劝汪精卫罢手，悬僵勒马。汪就是不听忠告，执迷不悟。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和周佛海、梅思平昧着良心在《日汪密约》上签了字。 1940年1月4日，经由杜月笙的周密安排，高宗武和陶希圣携带汪亲笔签字的《日汪密约》逃离上海到达香港，于1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布了密约全文，并同时刊出高陶公开信。这事件当时曾轰动世界，对国内抗战和国际局势均有极大的影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高陶事件”。 高宗武起义反正后，重庆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高宗武的通辑令，并在生活上给以优厚待遇。蒋介石对高宗武此一壮举甚感欣慰，称赞他为“浙中健者”。1940年4月，高宗武似乎看破红尘，再无意于政治，在接受蒋介石致驻美大使胡适的亲笔信和赠送的二千元美金，化名“高其昌”，持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头衔的公务护照，偕夫人沈惟瑜经欧洲到了美国。初在驻美大使胡适身边协助工作，后以经商为生。其间，蒋介石让陈布雷致电胡适大使，“高君在美，奉谕请使馆及领馆多予照拂并维护。……”另电中又示，“可慰高君爱国之心”。1967年夏，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台北为高宗武夫妇举办茶会招待，并与蒋经国初次相见。高曾于1944年8月撰成《深入虎穴》一书，这本尘封了61年之久的《高宗武回忆录》现已出版。高宗武于1994年9月24日在美逝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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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11 08:5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