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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同宗同祖的中华民族，由于国脉的维系，国共两党历史上有过三次战争环境中的邮政合作。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白区中华邮政与共产党中央苏区赤色邮政的合作；八年抗战时期，国统区中华邮政与陕甘宁边区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根据地的邮政合作；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与国统区的邮政合作。然后是现在的海峡两岸通邮。
国脉维系国共邮政合作 ——纪念黄埔军校建立90周年
1981年国家邮电部发行了一套“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纪念邮票，这套邮票的发行表达了中国人民早日实现两岸通邮的愿望。 1949年国民党割据台湾，直到1988年，大陆和台湾不能直接通邮，只能经香港、美国等第三地辗转传递，间接通邮，给两岸人民带来许多不便。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提出了“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倡议。邮电部1月7日正式提出“尽快与台湾邮电部门进行通邮通电的商谈,建立直接的通邮通电联系”的建议。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邮电部于同年10月7日作出随时准备与台湾邮电部门通邮决定，通过海运和空运,开通大陆到台湾的直达邮路,实行邮件直接交换。 1988年4月18日起国民党撤销禁令，委托台湾"红十字会"正式管理和转递两岸通邮的具体事项，从此，湾峡两岸实现了直接通邮。这是国共两党的第四次邮政合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因国脉所系，时隔约60年的为民众谋福祉的携手。 同宗同祖的中华民族，由于国脉的维系，国共两党历史上还有过三次战争环境中的邮政合作。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白区中华邮政与共产党中央苏区赤色邮政的合作；八年抗战时期，国统区中华邮政与陕甘宁边区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根据地的邮政合作；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与国统区的邮政合作。下面以杨津涛《战争中的艰难通信》，邱梓松、陈茂金《长汀苏区中华邮政的查考》，孔森《湖南苏区的赤色邮政》，马家麟《抗日战争时期军邮记实》，李文勋《国共通邮史话》，以及朱天博文中所撰的史实加以说明。 一、赤色邮政与中华邮政的合作
杨津涛在《战争中的艰难通信》一文中说：因赤色邮政与中华邮政分属于两个对立政权，所以赤色邮政只能在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间传递邮件。为了方便辖区百姓，苏区各级邮局不仅代售中华邮政的邮票，还代收国统区寄来的邮件。并不占领和破坏境内邮局。1929年11月，朱德、毛泽东发布命令，要求红军“保护邮局，照常传递”。后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也说，“有些苏维埃边区，白色邮局仍然存在，为了便利对白色区域的交通，苏维埃政府对此种邮局仍加以保护。” 1930年，赣西南特委决定“加紧交通工作，开办赤色邮政”，在富田设立苏区第一个邮政管理机构——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颁布了《赤色邮政暂行章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于1932年5月建立，自行印制和发行邮票。中华邮政邮票，苏维埃邮局均可代售，以便苏区人民寄往白区邮件使用。从白区寄苏区的邮件，苏维埃邮局亦负责代收代投。 1931年，蒋介石对苏区发动了五次围剿，蒋介石起初以为很快就能占领赣南苏区，因此下令“邮政为国家交通机关，无论如何自应设法维持，勿任停顿”。在中央苏区附近保留了石城、宁都和广昌三个县邮局。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逐渐意识到，苏区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于是转而对苏区实行封锁政策。1933年8月，蒋介石亲自签发了一个“剿匪区内邮电检查暂行办法”，在赣、粤、闽、湘、鄂五省设置邮电检查所，归军统管理。要求此后“除当地党政军最高机关往来之公文不受检查外，凡各种新闻报纸、刊物、杂志、包裹及各种文件信件等，均应施行检查”。外地寄往苏区的药物、汇款、包裹等，全部扣留。国民政府的举措在邮政系统引来非议。中华邮政江西邮务长因在致南昌行营的公函中对封锁苏区邮政表示不满，被记过处分。江西莲花县邮局局长在红军占领县城后，率领员工继续办理业务三个月，结果以“通匪”论处。
1988年福建《长汀文史资料》第14辑所载邱梓松、陈茂金撰文《长汀苏区中华邮政的查考》，文中写到中华邮与赤色邮政一地共存的三条依据： ㈠ 最近龙岩地区与长汀《邮电志》编写组经查证认为，1931年至1934年初，是长汀苏区红色邮政的鼑盛期，《红色中华》经常有表扬红色邮政工运方面的报导。同时长汀还保留了一个中华邮局。 ㈡ 共产党、红军保护中华邮政。1929年3月邮政英文月报记载：“从江西边界过来的共产党部队战领汀州城十七天，3月31日撤退。当时红军士兵有闯进邮局来的。汀州甲等邮务员何仲孚立即向红军军官作了报告，军官当即责备士兵，并下令保护邮局。 1929年4月红四军政治部发布的标语口号第85条：“保护邮局“。据查考1930年峰市及上杭古田赖屋村的墙头都用大字刷写“保护邮局”的标语。龙岩地区邮电局珍藏有赣屋村的影印标语。 1929年5月22日，在上杭古田——龙岩邮路上，朱德军长为乡邮员张辑轩书写：“所有书报信件已经检查，沿途友军准予通过为荷”的手令。接着朱军长、毛委员联合签署“保护邮局，照常传递”的通令。 1929年7月11日，红四军副官处致函上杭古田区政府，建议减免乡邮员放哨站岗任务，让其专心致力做好通信工作。 1930年2月以后，中共闽西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各县苏维埃政府、红四军四纵队司令部相继作出保护交通、保护邮局、保护邮工权益的决议，旋即发出通告，把保护邮局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㈢ 长汀苏区的中华邮政是存在的。最近在北京发现英文版1930年5月份邮政月报，和在福州发现中文版1930年5月份邮政月报关于福建省邮政管理局致中华邮政总局内容相同的记载：“闽西永定一带出现共产党邮局……”。这是国共邮局并存的很有价值的资料。 文中还写道：“龙岩的中华邮局设在水门倪祠，苏维埃闽西交通总局设在南门头，县苏维埃交通局设在铜钵巷。长汀红色邮局设在五通街，中华邮局仍设三官堂前。” 1960年李紫雯、江永清为省征集红色通信史提的国共邮局并存的资料说：“苏区境内通邮贴用赤色邮花，苏区寄国统区书信贴切用中华邮票。龙岩的适中、永定的峰市是苏区与国统区的邮件交换点”。这也是苏区长汀中华邮政存在的证据。 “中华邮政福建省邮务管理局历年有公布各地邮政局局长名单。何仲孚1929年始任长汀邮政局局长，1934年由龙岩适中人谢梦詹接替。在此期间他是正常工作。” “红色邮局与白色邮局在苏区的共存，有的成功经验还被列入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里去。长汀苏区国共邮局并存，它为沟通省内外、国内外的信息起了一定的作用，也是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权益，保护人民通信自由的历史见证。” 1984年4月2日湖南省《邮电志》编写组孔森收集整理的《湖南苏区的赤色邮政》一文中记述： 湘赣、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允许中华邮政继续存在，执行保护与改造的政策。浏阳县苏维埃政府1930年9月29日致中华邮政浏阳县邮政局公函称：“自从浏阳劳苦群众举行暴动以来，浏阳邮务形成停顿的状态，这确实是由于政局的转变。但邮务负责人怀疑革命，愿作反动政府的驯良工具，本政府对于邮务机关及来往邮差，素来予以保护。证诸过往事实，历历不爽。”该函提出：“以后你们对于浏阳邮务，须注意把他整理起来。××乡××（注：字迹不清）停顿，应即时恢复，照常通信。”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1934年红二、六军团占领桑植、永顺等地时，也利用该两县白色邮局的一套人马继续与白区通邮。 津市邮局1930年12月12日呈文称：“……十一月六日红军召开万人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该文又反映说：“局内曾两次驻军，无损失。并由红军政治部在邮局门首张贴布告：照得邮政电报，关系交通匪（非）轻，本军应予保护，照常办公勿惊。倘有故意违抗，拿办法不徇情，特此恺切布告，其各一体凛遵。” 平江县邮局1930年5月7日第50号呈文称：“红军于六日下午四时入城，邮局门口贴有保护布告。”该局5月18日报称：“……红军仍在献钟、嘉义、长寿街一带，但邮路不受阻拦。”7月第132号呈文又称：“……红军对邮局尚未摧残，并加保护，督率信差邮差照常服务……”。 酃县邮政局1931年2月4日呈文反映：“一月三十日晚，……唤职（按：系指化妆逃回的局长）与信差二人，带至红军司令部。据云：既系工人，引为同志。”同年6月该局第50号呈文又称：红军在酃县对邮差出班曾出具路条保护（如图）： 兹有酃县邮政工友朱巍等二名落乡 经过步哨即照放行为荷。 （另携带汇票一包请勿检留） 红军政治部 六、廿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5596\wps1.png |
湘赣、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的红军，对中华邮政执行保护与改造政策的同时，注意加强对白区邮件报刊的检查。凡经检查的邮件与报刊，均按政策规定给予证明或收据。1935年慈利局的一件检查收据（如图）： 今收到邮差的公文及公信一捆，收是事实。其私人的信尚未收。此致 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条 四月廿九日上午 （无章） |
据白区中华邮政有关各局向湖南邮政管理局先后反映，红军攻占当地时，邮局均受到红军及工农政权的保护。
二、抗战时期根据地邮政与中华邮政的合作
杨津涛在《战争中的艰难通信》中说：抗战爆发后，全国邮政四分五裂，形成了国民政府统治区的中华邮政，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邮政，汪精卫伪政权所辖地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辖区也设了邮政，伪蒙自治政府有“蒙疆邮政”，伪满洲国有“满洲邮政”。 中华邮政总局国民政府按部队建制在邮局设置军邮收集所、军邮局、军邮派出所，随部队行动。军邮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勤部军邮监察处和邮政总局视察室的双重领导。 随着日军的侵占，中华邮政局大部落入敌手。1938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健全交通工作”的通知，根据地建设立了交通通信组织。1941年，随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成立，冀太联办交通总局于于9月1日改为晋冀鲁豫边区交通总局。1942年，交通局开始发行邮票，开办包裹、汇兑业务。并与中华邮政通力合作。 据江苏大丰三圩中学朱天文撰文称：虽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亲自致电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将军，指责中共擅自成立邮政、破坏邮权、危害统一，但是边区各局曾代售中华邮政邮票，而且还将代号通知中华邮政，作为与国际通信的寄件人地址。为此，《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赞誉边区总局通过联邮确保了边区邮政通信的正常进行。最终迫使国民政府承认边区政府邮政机构的合法地位。台湾中华邮政博物馆藏有一件《取缔八路军擅自设邮及私印邮票案部档文献》原件，见证了这段国共合作期间邮政交锋与合作的历史。 该文还说：时任中华邮政总局第三军邮视察段总视察的林卓午，负责晋、陕、甘、宁等省军邮和普邮业务，在西安办公。林卓午有意推动国统区与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邮政往来，多次与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会晤，1940年，周恩来应邀前往西安，对当地邮政员工讲话，并亲题“传邮万里，国脉所系”赠与林卓午。 杨津涛的《战争中的艰难通信》中记述：1941年，林卓午带着20名随员、800多公斤邮件亲赴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国共通邮问题，林卓午在从延安返回的途中对随行人员说：“国共地区长期不通邮，根本不是共产党方面的刁难。这次亲自与中共领导人接触，提出的一系列开局、辟路班期、经费、邮票、人事、交接手续等问题，无不一一同意照办，其顺利完全出乎意料。” 关于这段历史，1986年《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马家麟的《抗日战争时期军邮记实》一文中说：“为了配合全面抗战，加强与共产党接壤的那一部分地区的通邮，决定抽调一部分人去那里工作，我亦被调往西安第三军邮总段林卓午处。林告诉我，他要去延安一趟，把国共两党的邮路进一步沟通，为抗战服务。当时由于反共分子的破坏，延安与西安的邮路遭致中断。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与林卓午关系密切，介绍林及军邮人员去延安参观，并商量通邮之事。林到延安后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林卓午沟通国共邮路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并给林题了词。”
三、解放区邮政与中华邮政的合作
杨津涛在《战争中的艰难通信》一文中记述：内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依旧奉行保护中华邮政的一贯政策。中共中央命令：第一，解放区内允许中华邮政和人民邮政同时存在，向国统区寄信贴中华邮政邮票；其次，主动与中华邮政商谈具体通邮细节。如苏皖边区、冀东区就与中华邮政达成了地区性的通邮协定。 作为敌对一方的国民政府，实行封锁解放区、切断国共双方的通邮的政策。不承认解放区的邮票，对解放区寄到国统区的信件，要涂掉解放区邮票，并向收件人加收双倍邮资；对解放区的邮件绕道转递；不批准地方性通邮协议等。1947年8月，中华邮政总局更通令地方各局：“被中共攻占地区暂停交换邮件。” 1948年，霍锡祥代表中国邮政参加国际邮联会议时，也有外国人特意问他：“中国战争时期，战区邮运往来不绝，为什么今天对于农民起义（指中共领导的革命）的地区，反而重重封锁，断绝邮运呢？”回国后，霍锡祥向俞大维说起此事，俞回答说：“事关军国大计，要向总统请示。” 1989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文史》第5辑李文勋《国共通邮史话》写道：“内战期间实行禁切国共两区通邮，隔断解放区与国统区人民音信的作法，给两区人民的正常往来带来诸多不便，引起广大民众的不满。上海、北京、西安等地报纸不断呼吁停止交通封锁恢复南北通邮。国民党交通部中华邮政总局中的有识之士，也指出国共通邮是‘应天顺人，任何方面无法阴挡’，应使‘全国即日通邮’。” 该文还写道：“在各方面人士的一再要求下，1949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会议上，讨论了‘与共军战领区通邮’问题，决议‘准予试行’，并下令交通部及政府所属部门执行。2月3日，中华邮政总局命令所属各局：‘设法与共区邮局接洽，实行通邮’。3月5日，国民党交通部中华邮政总局发布通令，要求各经转局对解放区发运的邮件‘统应利用最速运输方法接运’，对‘共方发来已贴邮票之邮件照予投递，不涂抹或撕毁其邮票’。3月9日，我华北人民政府邮电总局公布《关于与蒋管区通邮暂行办法》，指寂静北平、石家庄、归绥为华[url=]B[/url]北进出口邮件交换局，可与华南、华东等地交换邮件。从此，江苏、安微、甘、宁、青等省的国统区均逐步与解放区恢复通邮。” 杨津涛《战争中的艰难通信》也写道：在在舆论压力下，“1949年2月中华邮政总局发布通令，要求：“㈠设法与共区邮局接洽，恢复各地通邮；㈡嗣后发生战事地方，邮局员工暂避邻近安全地点，候无生命危险时，即返原地恢复业务，并与各地通邮。”作为回应，中共华北邮政总局发布“蒋管区寄来的邮件可以收递，寄出之邮件可以照发”，指定北平、天津、秦皇岛三地为双方交换邮件的地点。 李文勋《国共通邮史话》一文中说：1949年6月28日，包头——丰镇国共通邮谈判，丰镇邮局解放区特派员庞守吉代表中共方面参加。经平等级协商，双方于7月1日达成《丰镇邮局包头邮局通邮协定》。国共通邮会谈双方商定，所有东去邮件包裹，不需绕道兰州、西安，随即发火车运往平津；西来邮件同样交马车运回归绥。‘协定’生效后几天，北平转口局由京西铁路运回归绥、包头各类邮件109袋，包头发往平、津各类邮件217袋。 中华邮政的新规出台不久，国共和谈彻底破灭，已经退往广州的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下令“对中共通邮、电、汇兑一律停止。”然而就在此时，中华邮政在中国大陆已经开始成为历史，中国的邮政事业掀开了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1.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4月版《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邮电史料》。 2. 湖南省志·《邮电志》专题资料之二十二。 3. 人民日报社主管《国家人文历史》杂志2013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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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7 07: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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