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李玲:中国医改是一群脑子不好的人在开特奥会 ( 续)
改革需要宏观治理
2009年出台的医改方案,是唯一做过顶层设计的改革,由16个相关部委共同签发。只是,这一方案的可操作性并不强,只是定了目标、原则和方向。 李玲和她的同行们曾开玩笑,中国医改是“特奥会”,一群脑子不好的人在开特奥会,发令枪一响,四下乱跑,参与但不负责任。 然而,改革路径却可能孕育其中。 在李玲看来,从基层医疗着手的安徽模式,破除了“以药养医”的旧制度,创立了一套包括政府办医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药品招标采购制度、财政投入制度的新制度,是综合改革,也是宏观治理,“像扳道岔一样,从旧制度扳到新制度”。 这套制度中最为核心的是,明确政府办医机制。不仅解决事业编制与财政投入,还要定标准,定规矩,做好医疗卫生资源规划。 其次是人事制度,改变过去“大锅饭”的人事制度,实行竞争性人事制度,定编定岗不定人,和医生签订合约,干得好才能续约。 分配制度则设立了一套选出好医生的综合考评体系,优劳优得,看他是不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是不是有比较好的医术,是不是有比较高尚的医德。 过去的药品招标采购其实是假招标,“一种药有几百家中标,只招一个虚价,而不给量的保障,这些厂家只得跑到医院、医生那公关。” 安徽采用“双信封”模式,第一个信封实行综合打分,先把质量不好的药品筛掉,第二个信封则选择低价药品。“一种药只招一家,以市场换量,你还去搞什么公关?”这样就把药品流通领域虚的成分挤掉了。 财政投入机制,通过一套复杂的激励机制,建立了一套“好医院”的标准。“相当于设置了一个方盒子,在政府设定的框架里,既要给医院积极性,也不能让它瞎积极。” 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安徽模式很快引起高层注意,在2011年被推向全国。推广的效果也非常好,“根据2012年做的一个全国农村的评估,85%以上的农民都满意”。 面对运行中的问题与质疑,李玲认为,评判一项改革,主要看大方向对不对,不是看枝节,一个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完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三明模式是针对县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改革,同样是一整套宏观治理。改革的亮点集中于药品零差率、三保统一、院长医师年薪制。所谓“三保统一”,即全市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医疗保险三类经办机构的合一。 改革一年后,三明市财政负担并未加重,省出了7亿多元的医药费,医患冲突大大缓解,“病人给医生送土特产,送锦旗”。 在李玲看来,政府应该为老百姓的医疗兜底,事实证明也不难。在三明那样要啥没啥的穷地方,人均只要花1000元钱,就解决了老百姓看病的问题。 李玲有个信念,在与美国未来的竞争中,中国最大的优势在医疗卫生。 目前,奥巴马的医改已基本偃旗息鼓,趋利机制依然存在,在老龄化的夹击下,医疗将拖垮美国。与之相比,中国曾创立好的体系,而且这套体系的根基还在。 “现在全世界都病了,治疗世界病需要中医的方法,中医背后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全面系统综合。” 李玲认为,应该综合配合,传播养生文化与健康生活方式。除了2009年医改方案所设计的,在中央台开设健康频道,为什么不在微信开设健康教育的公共平台? 一次会上,李玲还批评了卫计委的领导,“习主席出去吃包子,你们为什么不派营养师去提建议?让他吃5个肉包子,还吃一碗炒肝,现在还变成习套餐,全是高脂肪,多不健康啊!” 李玲认为,中国最大的希望,在于大一统的社会制度+互联网+中国文化,如果能对三者集成创新,将带来最大的制度创新。 包含医改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未来改革的重要抓手。 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李玲认为,户籍制度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背后所涉及的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制度。未来随着改革,统筹层面越来越高,全国都一样了,户籍又有什么关系? 一旦这样,中国社会支离破碎、一盘散沙的现状将得以改变,人心得以凝聚,社会得以重建。 在李玲看来,中国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十年前,当小布什将目标对准中国的时候,一场911,给中国解套。去年奥巴马宣布重回亚洲,又将所有目标对准中国,现在来场乌克兰危机,再次给中国解套。” 机遇目前,最大的风险在于中国顽固的习惯势力。 “凡是西方的都是对的,凡是市场的都是对的,已经变成新‘两个凡是’了。”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需要一场市场的启蒙,现在则需要另一场新的启蒙。 一位中国派的再认识3月26日,在省部级干部医改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表示要将县级公立医院的改革试点扩大到1000个。在李玲看来,试点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的主导者应为地方政府,而不应是医院。 对新一轮改革,李玲仍存忧虑。医改是综合改革,需要一个总的指挥部负责统筹。过去两年,“就是在折腾民营资本,把医改办这个指挥部给灭了,弄到了卫计委”,好消息是,指挥部又快回来了,但“折腾了一大圈,这是什么代价?” “把深化医改领导小组与习主席担任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小组挂钩,那样才能真正理顺关系。如果那样,医改小菜一碟。” “真的,小菜一碟”,李玲的语气充满坚定的期盼。 中国的天赐良机 作为一名受理想主义教育长大的60后,李玲的许多选择并非从个人最优出发,而是从国家需要与社会最优所做的选择。但回过头看,她认为这种选择事实上帮她实现了个人最优选择。 上大学前,李玲是个文学青年。1978年高考的时候,国家号召有志青年“科技救国”,于是她学了物理。9年物理学习,为她奠定认知世界的全新能力。后来发现国家最缺的是经济管理人才,她转学经济,又从宏观经济转到卫生经济,恰好赶上中国新一轮医改。 去国16年,2003年,李玲决定回国时,最难抉择的却是14岁女儿的适应能力。对她那一代人来说,“还是跟受的教育有关系,无论学物理学经济,包括出国留学,一个理念就是希望能为中国做一些事”。而对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为她做选择很难。幸运的是她女儿回国不仅很快适应国内学习,而且和中国共成长,她从国内考上哈佛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就回国,现已在国内工作近两年了。 回国10年,李玲笑称确实挺受折磨,折旧很快,可成就感很强。一方面尽了最大能力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基层调研,李玲觉得自己的认知能力已经超越医改,对世界、社会的认知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认识上的升华体现为对中国、西方和经济学的再认识。 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奇迹,无法单纯用市场解释。中国的工业化是一种集成创新,靠着丰富的人力资本,一代人受了两代人的苦。对中国“泛市场化”的现状,应跳出三十年来不断的洗脑,从历史、国际和现实的维度真正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认识世界,认识当今中国。 在李玲看来,西方式民主正经历着自身的危机。民主虽然是必由之路,但对素来缺乏民主基因的中国人,可以探索出一条新路:“选事”的协商民主。未来中国治理体系的目标是,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有机的社会三者之间的有机融合。 在李玲眼里,西方经济学日渐变成象牙塔里的数学游戏,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弱,堪称“庸俗经济学”。中国的实践已走在理论前面,亟需形成本土的经济学派。 “我们应该摒弃那种左、右意识形态之争,以长远发展为重,抓住中华民族的天赐良机,否则将是历史的罪人”,这大概是这位中国派的最大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