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日月星辰 于 2016-6-27 08:14 编辑
在军营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在没有战火的岁月里/有苦有乐/有失有得/有忧有喜/要实现一个人的理想和追求/奋斗成长全靠自己。 1973年1月，我去军区后勤部新兵连训练新兵，训练营地在沙河镇后勤部军械修理所，我担任班长，是我第1次训练新兵，时间1个月。这些新兵来自湖南省衡山、郴州，河南省南阳等地，他们和我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分配到后勤部各单位后，碰到我都称“老班长”。 新兵训练完毕后，通信队挑选了20名新兵，到无线电连进行无线电报务培训。2月至12月，我和许海池任教员，负责培训这批新报务员，教室设在无线电连一楼。我和许海池轮流上课，手把手地教他们收报、发报，掌握收、发电报的要领。经过10个月的培训，他们学会了收、发电报基本知识，绝大部分成为连队的业务骨干，后来有些成长为部队的连、营职干部。 1973年2月，我被定为提干对象，我连共有4人到广州军区第一门诊部参加体检，我体检合格，有2人不合格。1973年3月1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通信队全体官兵集合列队，由通信队李贵禄队长宣布了军区后勤部部长靳兆西、政治委员方毅华任命我和覃伯宽2人为150瓦电台干部报务员的命令。我定为行政23级干部，记得我月工资54.5元，粮票45斤，实行薪金制。从此我从士兵到军官，迈出了人生道路的新里程。由于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也因工作需要，领导给我分配了一块手表票，我购买了一块上海“宝石花”手表，那时手表是家庭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之一，买一块手表要用2个月的工资。此后，我开始抽烟，和战友学会了喝酒。 由于培训新报务员时间紧、任务重，这年按规定我应回乡探亲，但我根据工作需要推迟了探亲时间。我于这年6月、12月先后两次受到通信队党委嘉奖，直到1974年4月我才第一次探亲。 1974年2月和1975年2月，我在全连党员大会上，分别两次分别当选为无线电连党支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1974年1月至3月底，新报务员进行无线电台机上训练实习，我带领新报务员共10人到惠州市郊区马过渡汽车第47团驻地进行机上实习，这是我第1次到惠州市。我们和该团的电台人员分别住在一个山坡的两栋平房里，除业务训练外，我们还参加该团组织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 1974年4月，我和许海池培训新报务员任务结束，回到台里工作。6月，连队用英吉普电台车送我们电一台去佛山市后勤部教导大队(现为广州军区联勤部干部训练大队)进行无线电通信训练，10月结束。这是我第1次到佛山市，我们一行人参观了佛山祖庙等地。 1974年12月，我被军区后勤部部长靳兆西、政治委员方毅华任命为电台台长，我在干部报务员这个岗位上工作不到两年时间担任台长职务的。我编制到第五台任电台台长，报务人员是：周平、杨 洪、周建平、王冀绕、卫文贤。同年12月，我被通信队党委嘉奖一次。 1975年1月，我带领电台第五台全体报务员继续参加无线电连电台机上训练。那时，每部电台配备一台英吉普越野车，连队经常组织各电台开车到营区外进行野外训练，主要是练习架设电台和天线，以提高实战野外通信快速完成任务的能力。我带领的电五台在连队比赛中经常获胜，一般都能在3分钟内将电台和天线架设起来。由于完成训练任务出色，同年7月，我被通信队党委嘉奖一次。 1975年初，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军队干部实行转业制度，由地方政府统一安置工作。1975年7月，邓小平提出了解决军队“肿、散、骄、奢、惰”的问题，中央军委决定对军队进行整顿、整编，决定在全军裁军百万，几年内军队干部分几批转业到地方安排工作。国务院、中央军委改变“文化大革命”以来部队干部实行复员制度为恢复实行转业制度，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干部的积极性，免除了部队干部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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