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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雪花错落金盘高
清代,津市的商贸和城镇发展达到鼎盛。于是,我们思考着一个问题:澧州与新洲都曾为澧水流域行政中心,津市位于两者之间,其繁荣不亚于两地甚至有过之,然而历代的当政者却从未考虑在津市设治,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应该是津市混杂着南来北往的商旅,人员构成复杂,帮派丛生,控制不易。这在民国时期有充分的体现。在方志中也有明确的表述。 “津市,州东二十里,为商贾舟楫所会。市长数里,约万余户。人杂事繁,奸匪易藏,颇称难治。”(乾隆《直隶澧州志林》)这时,明代的“千家之聚”扩展到“约万余户”。当然这有夸张的成分,但由此看出,清代的津市已是今非昔比。到清代晚期,形成堪与州城媲美的城市规模。“街长七里零,直街三条,中为正街,后为后街,前为河街。”“舳舻蚁集,商贾云臻,连阁千重,炊烟万户。”(同治《直隶澧州志》) 由是,津市作为港口城市的繁荣景象便如电影镜头般呈现在我们眼前:码头边船主南腔北调的吆喝声此伏彼起,河岸上嬉笑怒骂的挑夫接踵摩肩。兰江上晚霞映耀着悠婉的渔光曲,田野里暮烟飘散着呕哑的牧牛歌。这边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那边是村俚清籁、垂柳风篁。津市在喧嚷与安谧中平衡着祥和,在尔虞我诈、明争暗夺中生发出隆昌。 津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清乾隆四年(1739)木刻的“八码头公牌”,八个码头从上至下依次为:罗家坡、关爷楼、大码头、观音桥、新码头、新店坊、永宁巷、汤家巷。八码头公牌便是津市繁荣兴盛的码头文化的写照。 津市的繁华定然伴随着治安的隐忧。津市是澧州的聚宝盆、摇钱树,津市治安不宁,州府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州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弹压控制。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移湖南澧州嘉山镇巡检驻津市,仍兼查缉原管地方。从湖南巡抚赵弘恩请也。”(《清雍正实录》) 乾隆三十二年(1767)二月,“吏部议覆:原任湖南巡抚常钧疏称:……又澧州津市,商贩要路,原设巡检,不足以资弹压。而石门水南渡地方,亦系商民凑集之所,请将津市巡检移驻石门之水南渡。其津市,即令澧州州判驻扎。……均应如所请,从之。”(《清乾隆实录》)巡检和州判先后设于津市,而且都是湖南巡抚奏请朝廷所设,凸显了津市治安环境的复杂和对于澧州经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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