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西河堂 于 2014-11-15 20:46 编辑
（接前页） 西周国宝及毛氏源流考（节选二）
文/毛天哲
班簋的再考释
在首都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班簋，也称毛伯彝。器形为鼓腹，敛口方唇，有四耳，垂耳延伸成四足。器腹饰线描状兽面纹，造型奇特，纹饰独到。内底铸铭文198字，大意为：“某年八月，周王命令毛伯率领军队讨伐东国严戎，吴伯为左师，吕伯为右师，三年平定了东国......，毛班因此制造这件簋作为纪念。”故后人称“班簋”，其制作时期距今已3000多年，是研究我毛氏族家族渊源历史至为重要的实物宝器之一。 “班簋”现世几经沉浮，充满传奇。根据记载，班簋在清代中期前就已出土面世。清嘉庆年间的大学问家严可均在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时就对班簋铭文进行了记录。说到严可均还有一段小插曲。清嘉庆年间开始编辑全唐文，当时的有名之士都被邀请参加编写，但是严可均却未被列入。他为向世人展示其才华，竟独自发奋编写了共十五集的《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为世人所重。 传说“班簋”曾为乾隆皇帝的爱物，一直被珍藏在清宫内，并收录于《西清古鉴》中。1972年6月间，在北京市物资回收公司有色金属供应站的废铜堆里，有人拣选到一件古器残件，经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组织专家鉴定，确定为“班簋”。班簋何时从清宫流出，何时被人破坏，已无可考，最可能是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失散。有人猜测：班簋离开清宫后，一直由藏家密藏。直到文革期间，藏家被抄，在“破四旧”的口号声中被砸残损，一个破铜器于是乎就到了物资回收公司。 班簋重现，惊动了整个考古学术界，兴奋之最当属郭沫若先生。虽然其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收录了班簋，但郭老与它却从未谋面，其所用图片还是翻刻《西清古鉴》中的旧图。郭老于是特撰《班簋的再发现》一文进行论述，一时轰动了文博界、学术界。 经过精心修复后的班簋，为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至今。此后数十年间，先后有郭沫若、李学勤、孙稚雏、李义海等众多专家学者对它进行了考证研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但哲观数十家言，其对班簋铭文的释读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有的甚至是方向性的误判。 网上也甚少完整象样的白话译文，是因为对铭文释读存在诸多的不同理解。就算找到一些片段的译文，也是前言不答后语的。大学问家郭沫若的译文也不免错漏，观之甚为可笑。如第一段，他是这么翻译的：“八月初，成王在镐京。甲戌这天，成王命令他的叔父毛伯替代虢城公的职务。成王走出王宫，登高四望，环顾秉（在今江苏北部）、繁（在今河北境内）、蜀（在今四川省）、巢（在今安徽南部）四国。……成王命令毛公率领友邦首领、战车和冶铁工人，征伐东夷。”骇，“作四方极”被他解释为“登高四望”，秉令被他拆解，把秉当作了个方国，还环顾什么秉、繁、蜀、巢四国，也真是误人子弟也。 哲因观数十家言，其对班簋铭文的释读皆不免于漏，可谓是众人所云，无一中的，思之不甚满意。自忖为毛氏后裔，点校先人典籍，弘扬先祖懿德，乃哲之责也。故撰有《班簋（毛伯彝）再考释》一文，其中的观点是前人不曾有的，可以说是海内第一，天哲首倡。不仅对班簋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从中推本溯源出了毛氏先祖上三代的世系脉络。 哲在文中所撰述的与其它学者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郭沫若所论班簋为成王时期旧物，哲认为这个说法未必准确。近年来又有学者多认为是昭王时遗物，这个论断也未必精准。有李学勤先生从班簋的器形和纹饰上着手研究，运用其学识，断言班簋具有昭穆时期的特色，认为其年代在穆王前期。哲以为光以器形和纹饰来论断器物年代依据是不足的，容易误判，故对这样的断器方式并不以为然，哲判读班簋所作年代当大致在康王早期。 2、铭文中出现的毛伯和毛公以往大家多以为是同一人，哲认为毛伯和毛公是特指的两个人。《古本竹书纪年》载：康王十二年秋，毛懿公薨。此毛懿公也即班簋铭文中的“毛公”，也即毛班祖父，而“毛伯”为毛班之父。从铭文内容看，毛班作此器时毛懿公还应在世，若《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准确，则此器当作于康王早期。另铭文中为追述成王期事，不可能跨越两三代王而不作说明，故其它诸如判断为昭、穆器当无据也。 3、为何郭老及其它众多专家学者会对铭文的内容有所误读呢，哲以为他们都没有抓住一个关键所在，那就是班簋铭文为毛班所撰，他在铭文里是追述了先人毛公的功绩，而这些事迹都是他的先人以回忆的形式告诉毛班的。班簋作器当在康王期，但铭文中所述毛公征伐事是发生在周成王时期。以上才是释读班簋铭文的关键所在，如同人之任督两脉，此处一通，则全文皆解。 4、班簋铭文是以毛班聆听“毛公”的阐述为着眼点的，故可知毛班当为铭文中所出现的“毛公”的子孙辈（见“丕极皇公”）。而“毛公”则是原先封于毛国的“毛叔郑”，即“爯季”。铭文中出现的“毛伯”为“爯季”之子、周文王之圣孙（见“育文王王姒圣孙”）。 5、“惟乍邵考爽谥曰大政”解为“以被称为执政大臣的英明的父亲为榜样”，如中山王鼎“...昔者，吾先祖桓王邵考成王，身勤社稷，行四方，以忧劳邦家...”。有学者释邵考为“皇考、刺考”同，哲并不认可。班簋中的“邵考”与中山王鼎中的“邵考”用法当一致，应该作“效法”解。 据邰氏姜先生考据，“姬水邰城是周人的京宗圣地，故称懿斄、懿厘”。哲认为西周郑地指的是王陵所在的祭奠圣地，郑与奠同假，郑邑即奠邑邰城，也叫程邑。毛叔郑（爯季）大概是封于懿邰（受京宗懿厘），所以毛叔郑别称毛懿公。而毛叔郑（爯季）胙土于毛伯爽于北郑（今扶风一带）。 从班簋铭文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惟乍邵考爽谥曰大政”中的“爽”可训为“明”，故可知毛班之父也可叫“毛伯明”。这和传世文献中的记载能互为印证，如《通志·氏族略》载：“毛氏，周文王之子，毛伯明之所封，世为周卿士，食采于毛，子孙因以为氏。”又如《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称：“毛叔郑（即毛伯明）西周初人，文王子，武王克殷有功，封于毛国，就以国为氏。” 哲认为，文献中所记载的“毛伯明”并非空穴来风，班簋铭文为我们证明了确有其人，即毛班之父“毛伯爽”。但古代文献中将“毛叔郑”与“毛伯郑”、“毛伯爽（明）”有所混淆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导致各地毛氏族宗谱中对先祖认识混乱的根源所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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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5 20:4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