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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氏得姓在西周建国初期 ——西周国宝及毛氏源流考节选之三
文/毛天哲
对于毛氏得姓时间的界定,大多数文献和宗谱遵循了这么一个说法,即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后,封叔郑于毛地(今陕西岐山一带),建立毛国,为伯爵,史称毛伯郑或毛叔郑。到了公元前524年(东周时期)毛氏家族内部发生变乱,周卿士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为毛伯,称毛伯得。 毛伯得是支持周王子姬朝的,王子朝在公元前519年到516年执政四年,他被支持敬王的晋军和召伯盈等打败并驱逐出王宫,王子朝只好于公元前516年10月携了毛伯得、尹氏固等大臣带上周朝的典籍投奔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县北)。这样,由于毛伯得介入周王位之争,袒佐王子朝,以失败而逃楚,致使毛国被宣布灭亡,其地被并人东周版图,但其后世子孙仍以毛为姓,只有少部分进入长江以南,大部分仍留在北方。 这个说法大致正确,但也有小小的纰漏。关键在于毛氏是否是因国灭而后得姓,还是毛氏于周初封国即得姓,大多数的说法是“毛国灭亡,后裔即以毛为姓”。哲认为自毛叔郑以下毛氏从来就无封国,唯有采邑,所以不存在什么“因国灭而得姓”的说法。毛叔郑作为周王室懿亲,在分封(郑地)之初就已经得姓。 我们知道,姓和氏所代表的是血缘关系,它们是同血缘关系一道由原始社会保留到周代社会的。随着西周王朝的建立,周人上层统治者利用“同姓”关系来收族这一点,在西周初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以周初的分封为例,周文王死后,其子有十六人受封,其中周公旦、管叔鲜、蔡叔度受封于武王,郕叔武、霍叔处 、康叔封、毛叔郑、聃季载、郜伯、雍伯、曹叔振铎、滕叔绣,毕公高、原公丰、酆伯、郇伯都受封于成王。 周公平息三监之乱后,深感保卫新生政权的急迫性,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因此,周公回师以后,举行了又一次的大规模分封,“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初两次封国一百多个,“封诸侯,建周姓”,把本族子弟和姻亲分封于当时叛乱者盘踞的地带和千里王畿线上,由这些亲族封国为周王室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分封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建侯卫”、“以藩屏周”,但亦有保证王权不受侵夺的用意。对于掌握着社会公共权力的天子诸侯来说,血缘关系更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他们既要利用血缘关系拉拢族人来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又不能允许族人凭借血缘关系超越政治关系,以“亲亲”而害“尊尊”。基于这两点,周人上层统治者对血缘关系就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措施,表现在姓氏上,就是既要通过强调“同姓”关系来收族,保证其有一定的统治基础;又要限制近亲族人的国氏使用权,防止王权、君权的旁落。(《张淑一:周代天子诸侯、卿大夫阶层的姓氏特征》) 据《左传》隐公八年的记载,受封者都被“胙之土而命之氏”,孔颖达疏云:“胙训报也,……报之以土谓封之以国,名以为之氏,诸侯之氏,则国名是也。”受封者由此从周天子所属的国氏集团中分离出去,另外以自己的封国名为氏。 哲认为,孔颖达的注疏稍有偏颇,“报之以土”并非谓仅仅限于“封之以国”,其实采邑之地也是涵盖于“胙之土而命之氏”之内的,受封者由此以自己的封国、封地名为氏。西周王畿之地的绶封者多数属于以“封地名为氏”。 而毛叔郑的得姓是个特例,前面已经说过,西周王畿之地内并无“毛地”的概称。毛叔者,乃周王族人对文王幺子冉季的别称或昵称,因其身体羸弱,又是文王老儿子而得名。因冉季被分封食邑于“京宗懿(圣地)厘(邰城)”,也就是西周奠(郑)地而被称呼为毛叔郑,而原先的冉季之称反而倒是不显了,冉季得姓为毛并名为叔郑者大致由来于此。 周代的贵族阶级既有姓又有氏——这一点相对于庶人阶级是否有姓氏的疑案来说已是毫无疑问的。毛叔郑作为王室懿亲,有姓有氏是毫无疑问的了。 从现有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皿上看,“毛伯”之名由来已久,如《毛公鼎》、《龚伯彝》、《毛伯敦》、《毛伯鼎》、《班簋》上的铭文可以佐证,这些器皿的制作年代大都在西周一朝,所以说毛氏因于东周毛国灭亡后才得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应该予以澄清和纠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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