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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记忆
——在澧县组织部工作的日子
我是1980年下半年，由澧县棉花实验站改称的张公庙人民公社党委宣传委员，调进县委组织部基层组织组工作，1984年初调县纪委任职的。现在，虽已时过境迁，但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爱学习的集体
刚到组织部组织组时，我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参与后进党支部的整顿，先进党支部、先进共产党员典型材料的调查总结和宣传、推广。开始，我对什么是“三会一课”、“五讲四美”，怎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战斗保垒作用”等都只有字面的了解，如何参与实践，进行总结，是膜膜糊糊的，几乎是一片空白，工作也是象“狗咬刺猬-----无处下手”。 那时，公开的组织刊物很少，湖南仅有一个32开的半月刊《党支部生活》；。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或几个厚厚的剪贴本；漆壳或布面的硬纸封面里夹一叠薄纸，薄纸上分门别类地贴上从报刊杂志上剪下来的资料或自己撰写，并被部及以上单位采用过的稿件。 尹述泉同志比我先来一年，比我长两岁。他看见我似有不知所措的迹象，便帮助我制定了自己的月和年度的学习计划；还把他的三个剪贴本给我看；他的剪贴本，开头是月和年度的学习计划，接着是有近千页，几十万字的粘贴文章；分门别类中，有《党建知识》、《三会一课》、《先进支部》、《模范党员》、《刊用文稿》等；从他的按时间先后的粘贴，从他被采用过的稿件，特别是他在《中国农民报》上所发的文章，使我看到了他学习进步的轨迹；接着，我又把其他同志的剪贴本借来学习，重点部分还做了记录；这些，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那时，各级党委对基层组织工作很重视。县委组织部还向每个区派出了一个副局级的专职组织员，这些人也属基层组织组统一管理；分管我们的是县委委员，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刘光耀；基层组织组先后的同事有：陈凤国、尹述泉、刘睦金、方秋泉、黄明元、谭登运、沈明金、夏先和、孙逢耀、张明其、李方玉、郑大金、黄大泽、夏晓明等十多人。 我们没有规定的学习时间，也没有固定的学习室，大家挤在农业局对面临街的单面楼房里；二十几个平方，摆十几张桌子，没有多余的活动空间。要不是电话铃声，大家伏案阅读或笔耕的场面，显得鸦雀无声；特别是，晚上九点至十一点，星期六下午、星期天一整天，不回家，不下乡，不出差的人，都已养成了这种在办公室学习的好习惯。大家对业务知识的深刻钻研，对学习的自觉程度，都是十分到位的；在这里，学习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用刘部长的话讲，县委组织部应该是整个全县机关和部门同志学习的榜样。因为组织部的人，是管党员的党员，是管干部的干部，是选人才的人才。大家都要时刻保持着不学习就会落伍、不学习就会掉队、不学习就不能跟上形势，不学习就不能胜任工作的高度警惕。 在组织部工作的五个年头里，我尽管在地、省及中央级的报章杂志、电视口播新闻等单位及组织系统所上稿件200余篇，但和其他同志所作的其它工作比较，总觉得还很不满足。 组织部确是是一个爱学习的集体。
二、是讲原则的部门 组织部的工作，遇事讲原则，对人对己都讲原则。 我还在张公庙人民公社上班的时候，通知我调县委组织部工作的是分管人事的副部长陈章华同志和干部组的戴宏国秘书。 那天，他们骑着自行车，到张公庙已是十点多钟，和党委书记甘大见交换一会意见后，把我喊了去；陈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说：“组织决定你调组织部工作；组织部是一个讲原则的地方，一切要按原则办事；你三天之内到组织部报到；走时，一不能参加欢送吃请，二不能接受纪念礼物”。说完，就告辞了。 到了组织部，我们除严格遵循《干部工作守则》外，部里还有一个《组织干部十不准》的办事原则。领导常说，“组织部工作无小事，小事反映出大原则”。就连来人上访、办事都有“八要”的工作原则。即：“迎送---要有笑脸、问候---要有热情、进门---要有让座、款待---要有开水、交谈---要有实心、解释----要有凭据、答复---要有结果、事后---要有回访”。 我们写的上报资料、投稿文章，一词一句、一个标点符号，组织组的同志都努力做到仔细核实、反复推敲，每一个细小环节都认真研究；否则，是不能拿出去的。就是第一次拿出去了的文章，第二次拿出去，也要象第一次一样进行审核签发。 刘连长是从组织部调出去的干部，也是当时工作很出类拔萃的梦溪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他被列为湖南省劳动模范的预选名单后，1981年的春节后不久，刘副部长带着干部组秘书高守泉和我深入梦溪各大队、生产队调查了解，去写考察材料。事毕，回到公社就餐时，食堂师傅也是原刘副部长任梦溪区委书记时的老熟人，便准备了一桌有鱼、有鸡的“好饭”。刘副部长入席一看，以“招待超标”违背原则为由，带着我们拔腿就走。刘连长追了数十余米，才把刘副部长和我们接到自己的房间里。他劈了一些木柴，发了一个火炉子，切了一块自带的腊肉，炖了一个小耳锅，下了一篮子菜苔，也还喝了他胶壶里装的“‘岔’口”大曲。边喝还边在批评他们招待超标是违背原则地问题。 我还记得，1981年的时候，组织部长杨芝文要我写了一篇刘光耀同志的文章。 刘部长当时已年过半百，是1954年治理西洞庭湖时的湖南省劳动模范，他工作积极，部里的口碑也好，县里连续评他的先进；我便撰写了《老模范做出了新贡献---记刘副部长的三个第一》一文。这篇文章经组织组的同志仔细核实、反复推敲，杨部长过目签字，谭本仲打印后，用挂号寄往中共常德地委组织部。 没过几天，中共常德地委组织部仅将题目去掉，把副标题改为正题目，以《刘副部长的三个第一》为题，转发常德地区各县（市）委组织部；对此，我很有成就感；高兴之余，我便将此文抄写一遍后，寄给了湖南电视台。 当湖南电视台口播新闻部作新闻播出后，我不仅没有得到组织部领导对我的表扬，反而却受到了县委组织部说我不讲工作原则的批评。 批评的理由是，寄湖南电视台口播新闻部的文章没经领导签字。同意上报的文章，不等于就可以送电视台宣传。 为此，我还在周末的工作小结会议上作过认识。领导在总结时还反复强调：“我们的工作原则，就是要时时刻刻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维护着组工干部点点滴滴讲原则的形象”。
组织部确是是一个讲原则的部门。 三、是争贡献的地方
当时，我觉得组织部工作的人，只想到贡献，什么个人的升任，休息很少去想。 我刚调进组织部不久，县里要组织一个近百人的大型调查研究组。基本上县直各局各派一人，深入基层大队、生产队调查情况。目的是摸清县直机关单位在基层的活动，需抓些什么事，花多少工，误多少时，按什么标准，给多少补贴。还要按距县、乡的远、近，地理条件的优、劣，人口的多少，人平的面积，人平耕地等情况，予以区别对待。要选一个点，调查后写一个报告。县委拟在春节后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发个中共澧县县委一号文件，规范县直机关单位在基层的行为，减轻基层负担。文件要先在三级干部会上讨论，再到全县推广、执行。调查地点定在张绍荣当书记，羿世淦当主任的盐井人民公社；组织部负责“吃总”。1980年12月31号召开大会，次年元月2号就要赶到调查地点。这次，组织部名义上只抽戴秘书和我；实际上，组织部的每个同志都是参与了其中。 元旦是统一放假的日子，为了把负责“吃总”的事抓好，组织部在召开大会的当晚就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对调查中的每一个细小环节都认真研究，每一个步骤都做到严谨细致，每一个程序都力争尽善尽美，确保“吃总”没失误”。 元旦这天，组织部的干部，从领导到办事员，都象平时一样，照常上班。一是找各单位值班人员收集他们的参加调查的人员名单；二是为调查做好前期的资料准备。当时，组织部干部家属在农村的“半边户”很多。三个正副部长，有两个的家属是在农村，其他人中就更多了。但是，大家只想到把县委交给的工作任务完成好，谁也没想到要回家休息。 戴宏国同志上班最早。他不知在先天晚上花了多少时间，把会议的安排，所需的数据，要调查的内容，都通过表格体现，拟写了上百种表。 那时，没有电脑打字复印，那么多种表，又长，门类也多，手摇打字机还拿不下“火”，基本上是用钢板蜡纸刻写、油印机印刷的。 大家各执其事，刻的刻钢板、校的校、改的改、推的推油印、收的收名单；直到晚上，谭本仲、方秋泉等人还在加班。 后来，负责调查“吃总”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县委的大会表扬；可在拟写县委一号文件时，在拟稿栏中，谁也不愿去写上自己的名字。 …组织部确是是一个讲贡献的地方。…
高家协
2010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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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8 09: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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