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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人生琐忆（8）
此照片为2010年9月13日，我从石首横沟市走亲戚回常德时拍摄。 1967年夏天，我和金廷辉从坛子口去官垱时这里还没有机帆船， 靠人工摆渡，金廷辉为了节约五分钱，就是在这里泅渡。 虽然学校没有人管理，但我们仍然习惯性地过寒暑假，因为这期间学校没有助学金，我们这些靠助学金过日子的同学就没有了吃饭钱。1967年暑假，金廷辉的父亲为我和金廷辉谋了一份小工差事，安造公社的罈子口修粮店，我俩给建筑队当小工，和浆、挑砖等杂事，每人每天工钱大概是3元。我们如约到达罈子口，但被告知还要等待几天才能开工。没有地方吃饭，两人商量到安文熊明金家里去，既解决生计，也去玩一玩。往返只两三天的时间，并不顺利，甚至还有危险： 那时出门就是走路，没有乘车一说。步行穿过安造大垸，在安生大杨树过河，为节省5分钱，金廷辉主动提出我乘船，他水性好，游水过渡。但游到河心，体力不支，正好红革会宣传队的同学在对岸，好几个男同学下水才把他接上岸。记不清在熊明金家里是住一个晚上还是两个晚上，双抢结束了，熊明金要和我们同路回学校。他说与一中校友罗承贵联系了，接待我们吃中饭。罗是高十四班的学生，爱好文学，与我和袁中光都熟悉，他因得了肺结核，休学在家，受聘官垱小学代课。罗承贵称来不及准备，炒现饭给我们吃，一人只一小碗饭，根本吃不饱。三个人经过大杨树，天气突变，暴风雨来了，渡口不开船。幸好河边有交管站，管理人员是“工联”派的，和“红革会”是一派的战友，几天前红革会的宣传队还曾特意为他们演出。熊明金亮明我们的身份，受到热烈欢迎，主动腾房子让我们过夜。问我们吃饭没有，我一口回答“吃了！”熊明金和金廷辉气得鼓鼓的，埋怨我“死要面子活受罪”。我解释说公社的交管站只有几个职工，平时请人做一餐午饭，现在早下班了，找人做饭好麻烦。熊明金说那只好明天清早赶到向多盛同学家里吃饭。第二天因为饥饿睡不着觉，起了一个大早，但等我们赶到向多盛家里，虽然他在家，但我们仍不好意思说我们没吃早饭，这时已经早过了吃饭时间。我们只好挨到中午，饱餐了一顿。向多盛家离坛子口不远，熊明金留下来和向多盛结伴去学校；我和金廷辉赶到坛子口工地。 我们自己带的蚊帐和竹席，晚上开地铺，吃住都在工地。三个小工，除我们外还一个姓傅的老头，“小矮人”，他是我俩的头，主要负责和灰。开工后，先下基脚，然后我们把砖挑到基脚旁边。往脚手架上递砖也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偷懒，但不能让傅伯看到，我们又有暗号，称傅伯为“olde”。不到两周砖墙砌好了，我们松了口气，后段工程小工活要轻松一些。但是，我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建筑队负责人通知我们结帐走人。我们清楚，工头少分给我们一杯羹，他们就能多得一些。我依然高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领到“工资”。 回到县城后，我又与金廷辉搞过一次押运，为县食品站押运牲猪到长沙。大机帆船，船的前舱是轮机室，住驾驶员和押送生猪的职工，关生猪的船舱很大，好像有两层猪圈，一次押运生猪不下百头。大概三天时间，我们吃住在船上，负责给猪喂食，一天两餐；清扫猪圈，从河里提水冲洗。猪圈里臭气熏天，开始很不习惯。船上一色男人，劳动时我们只穿一条裤衩。因为是三伏天，途中死了好几头猪，餐餐有肉吃，并用死猪肉向洞庭湖上的渔民换鱼吃，伙食不错。船到长沙港，我们就算完成任务了。老板发给我们路费，自己乘船返回安乡。当时大部分同学当逍遥派回了家，留在学校里的同学为了维持生计找些零活做，记得有很多同学替木材公司扛木料；班上另外有两拨同学当助征员，帮助粮店收购公粮，有陈彰景、邓满珍等同学。
暑假结束，我到学校“上学”没有几天，红革会宣传队的同学从安化公社的三岔河打来电话，说他们在那里演出，受到保守派的围攻，请求声援。于是，我和袁中光几个同学当天就赶到了三岔河。我们住进三岔河饭店，这时宣传队队员已经到另外的地方去演出了。我们听饭店员工说了一些情况：晚上演出结束，宣传队传唤被他们认为是保守派的公社机关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开始是说辩论，但在唇枪舌战中，宣传队拉上窗帘，威胁恐吓；也有人说动了手。四中造反派组织反映的情况是另外一个版本，说当地保守派如何嚣张，破坏宣传队的演出。就在我们到达三岔河，公社的造反组织已经通知各大队的贫协代表到三岔河，明说是开贫协会，实际上是寻求支援。我和袁中光商量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进行处理。由袁中光代表红革会谈判。谈判在大会堂的楼上进行，我在楼下，静待消息。楼下挤满了人，两派的成员都有，贫协代表占多数。楼下等待谈判结果的人群中不知谁认出我了，说“他就是某某，红革会的司令！”这一下我被包围了，七嘴八舌，支持者，反对者都有，推推搡搡，乱成一团。危急之时，突然一个中年妇女冲进来了，一把拉住我的手，大声吼道“他是我的崽，看谁敢动手！”大家散开，把我拉出了会堂。这时我才看清楚，她是郭大妈，我所在公社供销社郭立梧经理的夫人，郭经理是我爸爸的朋友。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120/wps2.png 1967年9月12日，农历丁未年八月初九， 是我20岁的生日
袁中光的谈判很成功，两派握手和好。造反派组织的四中校友，还接我们去了一趟四中，安排我们在三岔河菜队的谢金莲家里吃饭。我正值生日，到三岔河照相馆拍照，照片题字“20岁了”。同学们取笑我开始着急了，想找女朋友结婚。有一点我应该承认，当时是有时不我待的感觉，表面每天轰轰烈烈，但心里很空虚，我的骨子里是想继续升学，要做大学生，正如当时班上一个同学叹息：“如此下去，何时才是一个尽头啊！”我这张照片，洗印多次，送给很多同学朋友。但失传了，到2015年，初中同学张善英和我联系上了，她收藏有我这张照片，只是陈旧破损了。 ——转自应国斌著《澧沅俊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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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9 15: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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