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作唐人车胤家世与生平考（五）

涔阳老客

（五）车胤威望日隆

    在孝武帝讲《孝经》后，“太元中，增置太学生百人，以胤领国子博士。”（《车胤传》）《武帝纪》载，太元九年“夏四月乙卯，增置太学生百人。”车胤为国子博士即在此时。《全晋文》载：车胤曾“上言宜择经学最优者一人领博士：‘案二汉旧事，博士之职，惟举明经之士，迁转各以本资，初无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学最优者领之，职虽不同汉氏，尽于儒士启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谓宜依魏氏故事，择朝臣一人经学最优者，不系位之高下，常以领之。每举，太常共研厥中，其余七人，自依常铨选。’”结果是以车胤为国子博士，足见当时认为车胤即“经学最优者”。杜佑《通典》将其事载于东晋初元帝时太常贺循上言置博士事后，误。据《晋书·贺循传》，贺循西晋至东晋初人，卒于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8），时年六十岁，车胤尚未出生。《通典》载议设博士条后有“太元九年，尚书谢石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颁下州郡，普修乡校。帝纳其言。”是增置太学生百人事在谢石上言后。《车胤传》接着记载：“其后年，议郊庙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事既甚难详，且乐主于和，礼主于敬，质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广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模范，而不宏本顺时乎？九服咸宁，四野无尘，然后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时从其议。”修还是不修明堂辟雍，大臣们争持不下，车胤则一言定论，可见其威望甚隆。据《晋书·礼志上》，事在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387），此时车胤五十五岁，已官居太常、骠骑长史，进爵临湘侯。
    《澧纪·车胤传》还载：“胤议朝臣见皇太子，宜朱构帻，阖朝同拜。”此处“朱构帻”当作“朱衣褠帻”，原书有误。事当在孝武帝立皇太子后。《孝武帝纪》载：太元十二年“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为皇太子”。据《全晋文》，“孝武太元十二年，台符问：‘皇太子既拜，朝臣奉贺，应上礼乎？’国子博士车胤议曰：‘百辟卿士，咸与盛礼，展敬拜服，不须复上礼。惟方伯牧守，不睹大礼，自非酒牢供羞，无以裁（《通典》作“表”）其乃成，故宜有上礼。亦如元正大庆，方伯莫不上礼，朝臣奉璧而已。’”“尚书符又问王公以下见皇太子仪及所制衣服，车胤议曰：‘朝臣宜朱衣褠帻，拜敬，太子答拜。案《经》《传》不见其文，故太傅羊祜庆太子称叩头，此则拜之证。又太宁三年诏议其典，尚书卞壶谓宜稽则汉魏，阖朝同拜，其朱衣冠冕，惟施天朝，宜褠帻而已。’”褠帻，有皱褶的帽子。车胤引经据典地解释说，皇太子立，方伯都要上礼，朝臣上礼只需奉送玉璧就可以了。群臣朝拜皇太子应该着朱衣，戴有皱褶的帽子。据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车胤于孝武帝太元九年任侍中。是车胤以侍中兼国子博士。吕宗力《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曰，侍中，“三国魏、西晋置为门下之侍中省长官，员四人，三品，秩千石。常侍卫皇帝左右，管理门下众事，侍奉生活起居，出行则护驾；与门下其他官员同掌顾问应对、拾遗补阙、谏诤纠察、傧相威仪，平议尚书奏事，有异议得驳奏。……东晋、南朝宋沿置，兼统宫廷内侍诸署，皆三品。”太元十四年，又加护军将军。可见，车胤地位越来越重要。
    《全晋文》又载：“谢琰问车胤曰：‘人有妹丧，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不？’答曰：‘《礼》，小功不税，降在小功者则税。是推本情，不计见服也。时人有以此婚嫁者，仆常疑之。孙腾答：人有卜日除服便以婚，况降服已除，礼有大断，此都无疑。’”古代礼仪非常复杂繁琐，不是熟读经书，常常不甚了了。这里大功小功乃丧服五服之二种。五服指斩衰、齐衰（读如崔）、大功（功同工，指做工，大功即做工粗）、小功（做工细）、缌麻。斩衰是用很粗的生麻布做成，不缝边，像刀割一样，故名斩衰。穿这种丧服服丧三年，用于臣、子、妻、妾为君、父、夫服丧。齐衰是缝边的生麻布做成。大功和小功则是用熟麻布做成，只是做工不同。缌麻是细的熟麻布做成。五服服丧时间依次减少，有一年、九月、五月、三月之别。大功为三等之服，以熟麻布做成，较齐衰稍细，较小功为粗，在已婚的姑、姊妹、侄女及众孙之丧时服之，为期九个月；小功为四等之服，也以熟麻布制成，较大功为细，在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祖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之妻，从堂兄弟及未嫁从堂姊妹，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丧时服，服期五月。所谓“税”，是细疏布制的丧服。丧服用布越粗，则礼越重。谢琰，谢安次子。他问的是有人的妹妹守丧，按照降低了标准的服丧时间已满，但按照本来规定的服丧时间还不够，可不可以出嫁？时谢琰与车胤同为侍中，这么高级的官员也不熟悉典章制度，也要向车胤咨询，可以看出在当时王公贵族乃至于皇帝心目中，车胤就是古代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凡涉及礼仪方面的事都要咨询车胤，因为在古代失礼是很严重的事情。由此可见车胤在朝中的地位。此事当在谢琰入朝为尚书右仆射后，因此前谢琰为会稽内史，未入京。则在太元十六年至十八年。
    《晋书·礼志中》载：“太元十七年，太常车胤上言：谨案《丧服礼经》：‘庶子为母缌麻三月。’《传》曰：‘何以缌麻？以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此《经》《传》之明文，圣贤之格言。而自顷开国公侯，至于卿士，庶子为后，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此末俗之毙，溺情伤教，纵而不革，则流荡忘返矣。且夫尊尊亲亲，虽礼之大本，然厌亲于尊，由来尚矣。《礼记》曰：‘为父后为出母无服也者，不祭亲故也。’又，礼，天子父母之丧，未葬，越绋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严至敬，不敢以私废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废烝尝之事。五庙阙祀，由一妾之终，求之情理，失莫大焉。举世皆然，莫之裁贬。就心不同，而事不敢异。故正礼遂颓，而习非成俗。此《国风》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叹。当今九服渐宁，王化惟新，诚宜崇明礼典，以一风俗。请台省考修经典，式明王度。未答。”大意是说，按古礼，正室以外的妻妾所生儿子，在亲生母亲死亡后所执丧礼应该低于正室，为缌麻，是丧服中第五等。不应以庶母亲于正室，而丧礼同于正室。（正室比侧室位尊）现在有些庶子执庶母丧礼同于正室是违反古制的，应当纠正。并由此生发开去，很多亲亲尊尊之礼都已经违背了古制，应当纠正。身为太常，车胤是负责管理礼仪的，所以他要求负责礼仪的部门要认真考证经典，建立正确的礼仪制度。但是这次车胤上言，孝武帝未答复。次年，车胤又上言议此事，（言语较长，从略，见后车胤文）“尚书遂奏‘宜听胤所上，可依乐安王大功为正。请为告书如左，班下内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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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车胤正直无私，为权臣所忌

    孝武帝时期，在朝中权势、威望极于一时的桓温、谢安相继去世。当时东晋朝中，桓温以军威镇荆州，威胁下游的建康，有不臣之意；而谢安淝水之战后，威望、权势日隆，且兼京城北府兵强盛，出现东西势均力敌的局面，桓温不敢轻易造次，国家暂时安定。桓、谢去世，这一平衡渐被打破。孝武末期，孝武帝逐渐沉湎于酒色，其同母弟司马道子为相，排斥谢安后人，也与孝武帝一样宴饮无度。司马道子太元八年九月任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录尚书六条事，位极人臣，然不以政事为重。“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姏姆尼僧，尤为亲昵，并窃弄其权。”“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后，为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日饮醇酒，而委事于元显。”其子司马元显十六岁为侍中，累迁征虏将军，征讨都督、假节，散骑常侍、中书令、中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扬豫徐兖青幽冀并荆江思雍梁益交广十六州诸军事，权倾朝野，甚至欲代其父，解道子扬州刺史、司徒，而道子不觉。
    车胤进位侍中后，位列尚书八座。因为《车胤传》载：“王国宝谄于会稽王道子，讽八座启以道子为丞相，加殊礼。”而车胤称病不署名，说明车胤为八座之一。八座即尚书八座，是封建时代中央政府的八种高级官员。历朝制度不一，所指不同。东汉以六曹尚书并令、仆射为“八座”，三国魏、南朝宋、齐以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晋百官名》曰：“尚书令、尚书仆射、六尚书，古为八座尚书。”（见《昭明文选》卷六十唐张铣注）这个“八座”对有争议的问题有裁决权，皇帝通常也是听从“八座”意见的。
    《晋书·安帝纪》载，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司马德宗即位。癸亥，以司徒、会稽王道子为太傅，辅政。王国宝“讽八座启以道子为丞相，加殊礼”当在九月癸亥以后。所谓“加殊礼”，即给予特别的礼遇。对于大臣来说，古时常见的殊礼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如汉献帝时魏武故事。所以车胤当时就反对，说：“这是东周成王尊敬周公的礼仪啊。成王当时年幼，当今皇上正当盛年，（安帝时年十七岁）不是当年的成王。会稽王在位辅政，名望和能力只及周公十之二三，怎么可以比作周公呢？这一提议必然大忤皇上之意。”就称病不在疏奏上签名。结果呈报给皇帝后，安帝果然大怒，但非常赞赏车胤。
    司马元显乃道子之子，东晋大权一时尽操元显之手。孝武帝死，安帝立。安帝司马德宗是一昏聩的皇帝，诸事均由以太傅辅政的司马道子及其儿子元显作主。孝武帝时，定皇后兄王恭清操过人，颇得孝武敬重。“时陈郡袁悦之以倾巧事会稽王道子，恭言之于帝，遂诛之。”“帝……以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及帝崩，会稽王道子执政，宠昵王国宝，委以机权。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惮而忿之。……时国宝从弟绪说国宝，因恭入觐相王，伏兵杀之，国宝不许。”王恭上书欲诛国宝及其从弟王绪。
    王国宝，王坦之第三子，谢安婿。“谢安恶其倾侧，每抑而不用。”“从妹为会稽王道子妃，”“及道子辅政，以为秘书丞。……入补侍中，迁中书令、中领军，与道子持威权，扇动内外。”“安帝即位，国宝复事道子，进从祖弟绪为琅琊内史，亦以佞邪见知。……国宝遂参管朝权，威震内外。迁尚书左仆射，领选，加后将军、丹阳尹”。“时王恭与殷仲堪并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恶道子、国宝乱政，屡有忧国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惮之，将谋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讨国宝为名，国宝惶遽不知所为。（王）绪说国宝，令矫道子命，召王珣、车胤杀之，以除群望，因挟主相以讨诸侯。国宝许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问计于珣。珣劝国宝放军权以迎恭，国宝信之。语在珣传。又问计于胤，胤曰：‘南北同举，而荆州未至。若朝廷遣军，恭必城守。昔桓公围寿阳，弥时乃克。若京城未拔，（当作“京口未拔”，时王恭镇京口）而上流奄至，君将何以待之？’国宝尤惧，遂上疏解职，诣阙待罪。既而悔之，诈称诏复其本官，欲收其兵拒王恭。道子既不能拒诸侯，欲委罪国宝，乃遣谯王尚之收国宝，付廷尉，赐死，并斩绪于市，以谢王恭。”据《晋书·安帝纪》，杀王国宝、王绪在隆安元年夏四月。是年，车胤迁护军将军、丹阳尹。
    如上所述，安帝隆安元年夏四月，王恭约豫州刺史虞楷起兵，要杀王国宝和王绪。王国宝一时慌乱无计，听从王绪的建议准备杀害王珣、车胤后挟持司马道子以征讨王恭和殷仲堪。但是把王珣、车胤召来后又不敢杀，反而问计于二人。足见车胤、王珣当时在朝中的威望。车胤非常机智。当时荆州刺史殷仲堪是与王恭同一阵营的，而荆州拥有当时最为强盛的兵力。车胤对王国宝说，你起兵征讨王恭，荆州不拥护你，王恭必定坚城自守，若一时攻不下，殷仲堪的荆州大军又来支援，你怎么办？于是王国宝打消了起兵的念头，只好上疏解职，以求得到宽宥。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隆安四年，车胤迁吏部尚书，监察官员是其职责。车胤遂拜访司马道子，劝其抑制其子元显。元显见到了，问其父：“车武子屏人，与你谈了什么？”道子很不高兴，说：“你要幽禁我，不与大臣说话吗？”元显从道子那里出来，狠狠地说：“离间我父子的就是车胤！”于是逼令车胤自杀。《晋书·江绩传》亦载：“会稽世子元显专政，夜开六门。绩密启会稽王道子，欲以奏闻，道子不许。车胤亦曰：‘元显骄纵，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显闻而谓众曰：‘江绩、车胤间我父子。’遣人密让之。俄尔绩卒，朝野悼之。”江绩时为御史中丞，向皇帝报告臣子的劣行是其职责。江绩死后，十二月，车胤自杀了！朝臣得知，莫不惋惜。以当时元显熏天的权势，他绝不会容忍车胤迁延时日。

张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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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巧中

        东晋作唐人车胤家世与生平考，要化费功夫。

政协邱渭波

被奸臣所害，痛惜，惋惜。

涔阳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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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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