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多大贡献？

津市杨支埃

本文最后由杨支埃2023.01.07.10.01编辑

              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有多大贡献？


西安事变前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1935年10月，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陕北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之地。此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几千人，即使加上陕北红军总共也只有1万人。

        而环绕在陕甘一带的各部国民党军队多达近30万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党中央和红军的生存可谓危机四伏。

毛泽东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他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向来善于从战略上进行谋划的毛泽东主动出击，一方面对来犯之敌狠狠地进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则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17路军进行政治上的争取。

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到1936年9月，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17路军等都达成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协议，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基本形成了统一战线的“三位一体”的良好局面。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蒋介石苦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效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并迅速致电中共。惊闻如此剧变，中共中央反应迅速，毛泽东当天就对西安事变作出了短期和长期打算。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就做了4件事：一是致电正在和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要他劝国民党与中共中央一起反日救国；二是以军委主席团名义通报西安事变的发生，并要求各兵团准备新的战略行动；三是号召民众“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并把他交给人民审判”；四是提醒张学良要把蒋介石控制在自己手里，并告诉他周恩来将前往西安共商大计。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进行了认真讨论，当时对“西安事变”处理的意见主要体现在3方面：一是要以西安为中心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并交由人民公审”；三是把蒋介石给除掉，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有好处的。


西安事变（舞台剧照）

周恩来难能可贵地在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主张既不推翻南京政府另起炉灶，也不在西安成立任何形式与南京对立的中心政权。周恩来的主张得到了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的赞同。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提出，我们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而不把反蒋和抗日并列。

会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要对全体官兵宣布蒋介石卖国残民的罪状，以此在政治上团结全军，并要张学良派飞机来接周恩来前往西安。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初之所以会提出要把蒋介石交由人民审判，很大程度是受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态度的影响。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部乱成一锅粥，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坚决主张发兵讨伐西安以平息事变；黄埔系和中央军部分人大声嚷嚷着要带兵“血洗长安”。国民党军机对陕西三原、渭南等地大肆轰炸，且有20万军队进驻潼关至华阴一带，眼看大战一触即发。

在这种异常严峻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保蒋安全”的战略，并公开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会谈中，周恩来重点谈到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

在得知宋子文将来西安后，周恩来和张学良商定了与宋子文谈判的条件，在融合中共以及张杨二人的有关主张后，提出成立抗日联军、成立肃清亲日派的过渡政府、在西安召开救国会议的筹备会，并提出了“保蒋安全”等等主张，这就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供了思路。

与此同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保蒋安全”的策略，开始放弃对外宣传“把蒋介石交由人民审判”的主张，并公开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当天，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就会见了杨虎城，并把有关情况告知了杨虎城，杨虎城表示同意周张二人的意见，至此，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意见达成一致。


杨虎城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张闻天提出，我们应把抗日作为中心，再要求把蒋介石交由人民公审是不妥当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党的方针是“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这次会议成为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决策的转折点，毛泽东在会上正式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求“西安抗日军也应当按照此次会议确定的方针而前进”，这就保证了周恩来在西安为和平解决事变而进行谈判的方向。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来西安探明情况，他顾虑会被“讨伐张杨”的何应钦抓住把柄而不敢和周恩来见面，但周恩来还是托人转达了中共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宋子文得知后很是兴奋，对中共在关键时刻的表现非常赞赏。

此时，东北军在西安前线战事失利，12月21日，一直坐镇西安的张学良甚至当面向蒋介石辞行，要亲自赶往前线指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要周恩来与张杨二人商量争取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在若干条件下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在这些条件下一致抗日。

至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若干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这标志着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重大变化，即从“审蒋罪行”到“保蒋安全”，再到最终“释蒋抗日”的根本转变。这一决策的转变为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2月22日，宋子文和宋美龄抵达西安后就见了蒋介石，蒋介石的态度当天就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要求，但他的条件是他自己不出面而由宋氏兄妹代他出面，且他仅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至此，围绕着释放蒋介石这个问题而进行谈判的条件终于成熟了，也为周恩来在即将开展的谈判中担当重要角色扫清了障碍。


张学良与杨虎城

从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对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发生的几次转变来看，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战略谋划能力，为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贡献了最重要的力量。正是毛泽东的这种高瞻远瞩的战略谋划，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指引了方向并创造了条件，也为接下来国共两党联手抗日开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这就是毛泽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的贡献，这也标志着他在政治上的日趋成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覃旺成

欣赏杨老师佳帖给你点赞！

上善若水

从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对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发生的几次转变来看，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战略谋划能力，为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贡献了最重要的力量。

陈爱玉

                 欣赏佳帖，学习点赞！

政协邱渭波

中共中央的集体智慧和正确主张。

津市杨支埃

谢覃老师首赞和陈、邱两位版主、林书记评语和点赞！

古渡源

拜读老师佳作，欣赏学习，为您点赞！

杨惠凡

津市杨支埃

谢各位老师的评语及点赞！

舒中一

欣赏点赞/:str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