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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8.6667px]（续昨）
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
朱务善
一九五六年六月
在北京共产党的组织
就我所能记忆，在一九二一年初，北京还没有共产党的正式组织。我记得一九二一年三月间，当我们开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时李大钊同志为图书馆主任）讨论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时候，在座的只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七人。在下次开会时，又碰见刘仁静、江皓、何孟雄、高尚德等。实际上，我们就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那时候，我们一般的认识和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以马克思学说为基础，用革命的手段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为目的。活动开始时，的确有好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之流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后来我们终于战胜了他们。在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既没有书面上的党纲，也没有写成本的党章。那时候，开始的主要目的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支持苏俄的十月革命。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我们在北京才有正式的共产党组织，由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与党章，便成为每一个党员行动的纲领。在这个时候，我们与第三国际派来的代表先后有马林、威金斯基有密切的关系。北京党组织讨论很多主要问题时，我们常常请他们参加。在此以前，在北京还有国会议员胡鄂公与高等警官学校教员邝保汉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并出版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名称叫《今日》。这种杂志出版的头几期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在当时看来还不算坏。可是这位胡鄂公先生是一位政客，他一方面参加了曹锟的贿选，成了"猪仔议员"，同时他也想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混进第三国际，企图作为升官发财的好方法。确实，他们也企图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和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互争"正统"。胡鄂公的企图虽然失败，可是那时共产党的书记陈独秀，一再对我们说明，《今日》派对于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差，应该接受他们参加我们的组织，但同时应当考查胡鄂公是否参加贿选。我们在北京同志都很知道，胡鄂公是参加曹锟贿选之一，但是我们也把他们放到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之内，说起来倒也好笑，四十多岁的国会议员和高等警官学校教员也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我们确实调查了胡鄂公参加贿选，我们把他们就从青年团开除出去了。那时候，北京共产党员活动的对象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组织工人运动，主要的是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详见后）；一方面是领导北京的继"五四"运动而起的广大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我记得领导工人运动的有：张国焘、邓中夏、陈为人、邓培、何孟雄等。领导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有朱务善、黄日葵、刘仁静、李骏、李国喧等人。所以，在五四运动以后，一切社会政治运动和工人运动是由我们组织的。在我们党初组织的时候，在我们党员中不少的常常表现出很幼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那时我们很少懂得党的纪律，一切偏重于感情。我记得邓中夏和几位同志在工作上发生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引起对邓中夏同志个人的不满，他很生气，消极，并且要求退党，他说："我不对， dismiss me ."。蔡和森同志那时在北京，我们一同邀请中夏同志到守常（即李大钊同志）家和解。这样的和解，我记得在守常同志家对好几个同志举行了好几次。现在想来，这种方法虽然很幼稚，但在同志团结上和解释纠纷却起了不少的作用。我记得还有一位后来变为托派的刘仁静，他在我党组织确实很早，但是他的小资产阶级习气比任何人都要重，常常对组织闹情绪、不满。有一次他不愿意参加社会运动，坚持要求到工人群众中工作。后来党组织同意他去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工作，党组织替他买好行李和日用东西，他忽然又拒绝不去了。他常常给党很多麻烦，但是党没有一次处分过他，除此以外，在党建立初年，刘仁静受了李卜克内西及卢森堡的影响在党内即表现出一种最幼稚的左倾"理论"。他主张那时中国共产党不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应当尽全力搞工人运动，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宣传社会主义革命，他个人是十足的知识分子，但他却反对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他这种意见不止一次在党的会议中公开宣传，不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经守常同志及鲍罗廷（苏联派到广东革命政府的顾问）一再解释反驳他那种不正确的观点，才慢慢的消灭，未致散播于党内。我记得某年冬天夜间在北大第三院开党员大会的时候，鲍罗廷说：你们（指刘仁静派）反对参加国民党，主张干社会主义革命，你们知道不知道干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在那里？我们现在在北京首都的交通还是要用人骑在人身上的办法（指人力车），你们根据甚么谈社会主义革命？！守常同志对此也讲了话。当时不知道谁发言侮辱了守常同志，使得他立时退出了会场，后经劝解，乃得平息。在北京党组织成立初年，守常同志是党组织发起者之一，但是为着工作方便起见，我们没有把守常同志对社会公开。起初社会上只承认李大钊是一位有名的北大教授，为中国谈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但并不知道他是我党创造人之一。（国民党改组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一天一天的发展壮大起来了，于是谈到中国共产党才有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称呼。于是李大钊之为共产党员乃成为公开的秘密了）。自从守常同志参加了莫斯科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回来之后，其所受印象极为深刻，当他在党组织作报告的时候，他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纪律及在工作中耐苦耐劳的精神，甚为佩服。 一九二四年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地址就设在北京，马神庙北大第二院和北大学生宿舍"西斋"，就是我们大本营所在地。区委第一任书记是由法国回来的赵世炎同志，后来改由李守常同志担任，彭桂生为秘书，李国喧、朱务善、范鸿劫等人都参加为区委委员。自此以后，守常同志辞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职务，专心致力于革命工作。 自"五四"、"六三"运动以后，因为在西欧革命运动的高涨与国内革命高涨的继续，北方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在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前夕，在北京的党员已有数十人，党员对于党的了解，对于中国当前的任务及党员对于纪律的提高，远非在开始时期所可比拟。党和青年团的工作都有专人负责。那时从苏联、法国回来了一批同志，如赵世炎（担任党的工作）、刘伯庄（担任青年团工作）及陈为人、张 xx 等（在铁总工作），都是那时在党内与青年团的负责同志。我对于赵世炎同志，特别有很深的印象。我和他在北方区委同事将近二年，朝夕不离。这是一位很忠实、很明智而又很能干的领导同志，他能写文章，英文也懂得不错，我们和鲍罗廷、威金斯基等开会，常由他或范鸿劫或阮永钊充任翻译。他对于同志态度很诚实，但在工作中对于同志常常深刻的加以批评，他对于那时张申府、刘清扬和刘仁静等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浪漫生活深为不满。他常常强调地对我说，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某种条件下他是积极的，但遇着艰苦困难，则有不少的人首先动摇不定，甚而至于脱党叛党。世炎同志在一九二五年末由党中央调到上海工作，听说后来为反革命国民党捕获，终于英勇的牺牲了。 那时候在北京除去了《工人周刊》、《先驱》、《民报》由共产党人主办而，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机关报，但是我们常常利用其它报纸，作为宣传机关，如《民报》（日刊）、《新国民杂志》（月刊），我们也在里面担任编辑工作。《民报》是一个很大的报纸，共有三大页十二版，六版为英文，主编为陈友仁；六版为中文，主编为萧子晟。党员如朱务善、李骏和范鸿劫都是编辑，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我们作了不少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我那时，在《民报》担任国内新闻兼任编辑经济副刊。因为我长期登载了列宁所著《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一书，引起了顾孟余的不满，他后来竟然提议要撤换我的工作，但因为李守常同志的反对未果。这家报馆，在名义上是冯玉祥与国民党合办的，实际上是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主持，在政治纲领上，主要是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当时的各种社会运动。后因陈友仁登载了张作霖患梅毒病垂死消息，终于逮捕了陈友仁，而《民报》亦因此封闭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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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8 10:1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