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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昨）
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
朱务善
一九五六年六月
孙中山北上前后与国民会议运动
自一九一九年在列宁同志的主持与指导下组织了共产国际以后，列宁本人及第三国际特别注意中国革命问题，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有第三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后为托派）参加过。按照中国当时经济发展的情况，及中国遭受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双重压迫的处境与中国共产党之年幼缺少革命斗争经验各种原因，第三国际很正确的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中国共产党当前主要任务，认为为使集中中国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员应当个别的全体加入国民党，但同时又必须保存自己党的组织与党的工作的独立性。站在这个立场上，中国共产党员就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于一九二三年在孙中山的指导下进行了改组，发表宣言，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为国民党主要纲领。这是中国革命往后能蓬勃发展的主要关键。可是那时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买办、工人、农民、地主、学生等等一切集团的联盟，所以国民党改组以后，国民党内部的一切反革命集团（所谓国民党右派）或明或暗共同起来反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种现象不能不反映到北京来。国民党自改组后，于一九二四年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今东城翠花胡同八号，内分组织、宣传、妇女、工农、青年各部，李守常、于树德、丁维汾、王法勤、马叙伦等，都是当时北京执行部负责者。但是在国民党分子中，因为各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所以在北京也存在着各个不同的集团，如丁维汾有他的"国民党大同盟"组织，其中成分包含很多他的山东同乡，他们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采取怀疑态度，但不公开反对共产党，如丁维汾、王乐平（国会议员）、路友于等也常常和我们合作。在学生运动中，有以邹德高为首的"民治主义同志会"，与国民党右派邹鲁有联系，是露骨的反共组织，在学生运动与社会团体活动中，他们专门与共产党作对。记得在北京国民党执行部中，共产党的青年朱务善占了一个职位，那么民治主义同志会的邹德高也非要一个职位不可。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学生会中，共产党员朱务善当选为到广东请孙中山兴师北伐的代表，民治主义同志会也要求派遣他们的会员李某（山西人，高师学生）同去。我们到了广州去会见孙中山，在座里忽然出现了一位北京民治主义同志会的陈某（广东人，北大学生）。当我同孙先生谈话的时候，陈某常用广东话打断我们的谈话，我虽不懂广东话，但我也能听出几个字音，大概是说我是共产党员，在北京包办学生运动，不让"真正"国民党员参加．....．一类的话。孙先生闻之不大爽快，也没有置答。次日我单独要求见了孙先生，在三四十分钟以内，他回答了我所提出的几个问题，特别对于那时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这一点，他毫不迟疑的着重声明："现在的问题是这样，谁反对共产党，他就不是国民党员。"这几句话对于我有很大的感动，我认为孙先生确实不愧为当代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 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在广东先后消灭了商团与陈炯明的反动力量，革命政府的根据地一天一天的巩固起来，又因国共合作，民众运动的高涨，所以那时我们所提出关于国民革命的各项口号，大为全国民众所欢迎。这种全国革命的新情势，不能不影响到较为先进的政治领袖，当时如冯玉祥、胡景翼及岳维峻等最高将领也接受了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底到达北京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如冯自由、居正等在北京即组织所谓国民党护党同盟会，大肆活动，专以反对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为目的，破坏革命统一战线。但绝大多数的国民党员及全国民众，并不因此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所动摇，而且都认为共产党那时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保护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权，改善工农生活等等要求，国民党应当全部采纳。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召开全国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号召，已经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京政变之后，成为迫切的需要了。孙中山北上，主要就是为召开国民会议。可是段祺瑞利用冯玉祥倒戈直系塌台，重新在北京执掌政权。他为了对付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乃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召开了所谓善后会议。孙中山那时对新闻记者说："善后会议但可代表各方面领袖式之名流、政客、军阀等少数人之意见，比之由工农商学各团体及全国人民召集之国民会议能代表真正民意者，截然不同。"因此，北京各报在善后会议开幕之日讥笑百出，谓："压座是军阀代表，配角有官僚党人，唱的是什么调？"在善后会议开幕的前夜，每个会员先发六百元津贴，则谓："财政整理不可知，会员先得六百元"等等。最有趣味的是在善后会议中与胡适博士同座的，还有所谓"中国社会党总理"江亢虎博士。他说他参加善后会议目的在宣传社会主义。当时北京有某家报纸嘲笑云："江本非一真正社会主义者，受大执政特达之知，自欣然拜命，有何足怪？！昨江声明谓本人加入善后会议，纯以宣传主义为目的，并无其他作用参孱其间。在善后会议宣传社会主义确是奇想！将来一百六十九个会员苟能稍得些微社会主义之智识，当永拜江之厚赐矣！......"这一类笑话趣闻，不一而足。国民党腐败分子以个人名义参加善后会议者，亦不在少数。在这时候，酝酿已久轰动全国之国民会议的运动，早已成熟，在全国各省由中国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先进人士及工农商团体所组成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如雨后春笋到处皆是。在北京方面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是我们结合北京一切其它团体包括北京教育会商会和其它工商学术机关在内组织而成，加入者计有三百多团体，地址在虎坊桥四十二号，内设总务、文书、宣传、交际等各股分工办事。朱务善、顾孟余为总务股主任，李一鸿、路友于为文书股，赵士奇、吴时英为宣传股，杨理恒、胡南湖为交际股，并发行了周刊，定名为《北京国民会议促进会周刊》，寄往各省以资宣传。同时在北京对当时国民会议运动还存在着其他名义的团体，如国民会议后援会及周长宪等所组织之国民会议协进会，这些团体大都为一般下流政客所利用，为善后会议捧场。此外还有一个与我们对抗设立在江西会馆由国民党右派分子如韦青云、王文彬、袁世斌、万兆芝等所组织之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但后来因为他们力量薄弱，自愿的与我们合并了。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以后，因时势要求，很快就开始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三月一日在北大第三院举行了开幕礼，并有很多名流学者到会讲演。据现在调查所得，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北京代表朱务善、胡南湖等，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石道睿、夏之棚、石道瑶、张锡瑗等，天津代表邓颖超等，上海代表刘清扬等，广东代表曾醒等，湖北代表刘蔚如等，山东代表王崇五、王乐平等，湖南代表庄兆骧等，江西代表邓鹤铭等，浙江代表黄文霞等，察哈尔代表恩克巴图，直隶代表王绍华等，山西代表阎毓珍，河南代表丁升恒等，吉林代表陈作霆等，奉天代表朱霁青等，绥远代表多寿等，乌伊两盟代表云敬圣等共八十余人，和来宾及新闻记者共数百人参加，自三月一日成立之日起至四月十五日闭会，讨论并决定了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总则，国民会议预备会章程，对国民会议关于工农兵商学及各项重大政治问题之建议，与代表大会之宣言等等。在短短的一个半月之内，我们作了很多而且很大的政治宣传工作，反对善后会议，特别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内，各省代表在北京各处讲演，散发传单，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此时在北京特别提高了他的威信及政治作用。此次在北京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系与我们党组织自始至终有密切联系的，参加国民会议全国代表中有几十个是中共党员，我们在代表大会中组织了党组，朱务善为党组书记，共同指导这次运动。我记得广东海员代表中有苏兆征同志，他是海员工会最著名的领袖，那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他到北京时，我们接到了中共中央同志的指示，争取苏兆征同志入党，不久由朱务善等人介绍，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苏兆征同志后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以上就我个人回忆所及，可以看出（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二）国民党改组及国共合作由此而产生革命力量之集中与壮大；（三）工农组织之扩大与全国革命情势之高涨，就成为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先决条件。
（续完）
（原载于人民出版社"一大"资料选编《一大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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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11 10:2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