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工信离退人 于 2023-6-29 16:50 编辑
流年往事 （考验篇） 市工信局离退中心轻工支部 蒋祖发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不折不扣地执行。 这场运动，时间长，反复多，极其复杂。 运动开始时，认识不够，以为像过去的“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左倾”那样，搞一段时间就过去了，也搞不到自己头上来。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却想不到大祸临头！ 组织部是一个管人的部门，我又得到了上级的信任，提拔当了副部长，主管组织部的日常工作。“造反派”把我当成了领导的“红人”、“知情人”。 开始，“造反派”要档案，追查所谓“黑材料”，折腾了好长时间。为了防止“冲（修改）档案”（有些地方已经出现这种情况)，根据上级指示，将档案进行了转移，这是一项极其秘密的工作，往往是在深夜由一两个人进行。这样做的结果是保证了档案的安全。 “造反派”找不到档案，就找“活人”，我自然的就成为了他们的对象。个别谈话，批判斗争，接踵而来，要我检举揭发，反戈一击，立功赎罪。 这时我已“靠边站、被夺了权”，安排喂猪去了。 “战斗兵团”的造反派，进驻到了县委会，把县委机关的所有人员，先是赶到芦苇场，后来迁到“五七千校”。 这场伟大的运动，对每个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处理，你要怎么对待。一种人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凭良心办事：另一种人则是“黑良心”，无限上纲上线，硬要说某某是“走资派”，坚决打倒。 具体来说，汉寿县的造反派所针对的对象，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县委书记詹顺初同志。 但凡有良心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好千部，有些错误和块点，批判以后还是可以继续为党工作。“黑良心”的人，就是揪住不放，对他进行上纲上线，无情打击，残酷批斗。这些“黑良心”的人，将我在半夜三更时，带到县城郊外的一间“黑屋里”，白天也不许出来晒太阳，不准见家人，指名道姓要我写检举揭发材料。足足关了三个月！直到“9.13”事件（原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叛逃）暴发，我才被放出来。 苍天可以作证，我经受住了良心的考验！ 这场文化大革命，对很多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考验。有的为了争“观点、立场”，两人划出界限而离婚或自杀。县农业银行一位副行长，受到群众的批判，他妻子与他划清界限，这位副行长想不通妻子为何这样对他而自杀了。我和妻子的关系非常好，从结婚到现在，相互关心、爱护、支持，婚后没有吵过架，小的矛盾能相互凉解。
妻子从运动开始，就叮嘱我，不管怎样要想开些，不要想不通，我们没有做坏事，不用怕。随着运动的深入，特别是我突然“失踪”，她到处托人打听，也没有得到我的消息，急得不得了！我被放出来后，能够见到家人，她安慰我说不管怎么整你，你都不要去死，死了孩子作孽！就是把你开除了，我会做衣服，养活一家人没问题。这些话给了我活下来的信心和勇气！ 在这场浩劫中，我经受住了夫妻关系的考验！ 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能看得很清楚。以前要好的朋友，看到对方挨整，就躲得远远地，生怕受到牵连；有的赶快划清界限，反戈一击：有的甚至无中生有，陷害朋友。 我有一位朋友，是县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篮球，关系还不错。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写了几张不同观点的大字报，遭到造反派的围攻，并将他赶出了县委机关，不让居住机关宿舍。他是外县人，本地也没有亲戚，加上他爱人快要生孩子了，到处找不到安居之所，急得团田转。我看到他这个状况，便和我爱人商量后，将唯一的一间住房让给了他们，我们俩搬到了一间只能放一张床的小厨房里。帮助这位朋友解了燃眉之急。他们住进来没几天，他爱人就在我家中生产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天地良心，我冒着很大的风险，经受住了真假朋友的考验！ 是积极工作，还是消极应付，这时对“解放”后安排工作的干部的重大考验。一种人觉得，能重新安排工作，是党的信任，加倍努力的工作，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另一种人则是错误地吸取教训，消极的工作，认为积极工作就要得罪人，如得罪了人，运动一来就会挨整，所以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一九七五年底的一天，我正在清水坝“五七”干校劳动，政工组的人通知我去县里找朱县长。朱县长是北方人，南下到汉寿任过区长，文革前任副县长，主管工业。文化大革命中，县里的当权派，不是停职批斗，就是“靠边站”，就是坐冷板凳。唯独朱县长是一边挨批斗，一边工作。 汉寿县的工业，由于朱县长的努力，得到了上级的支持，各项业绩在全地区处于第一阵营。 我找到了副县长朱堂同志，他开门见山说，小蒋，叫你来，是要你到县机械厂去，先当工作组长，之前我找过几位科长谈话，他们死活不肯去，你是搞组织工作的，不许讲价钱，要服从安排。去了以后，遇到什么困难，我会支持的。 我听了以后，内心很矛盾。文革以来，好久没有工作了，闷得发慌，有机会工作，是个大好事。另一面考虑的是，既然好多人都不愿意去，我去能行吗？他讲的那些不愿去的科局长，我都了解，是科局长中最有能力的。思考了一会，我服从分配，下决心好好干，不辜负领导的希望。 我回到“五七”干校，收拾好行李，约了同去的另两位同志，第二天就赶到了县机械厂。 这个厂的全称是“汉寿县农业修造厂”，由县铸造厂、机修厂、拖拉机站组成。厂属工人二百多人，加上常德浦沅机械厂安排在这里培训的九十多人，共计三百多人。 三人工作组进厂后，先分头下到车间，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后，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派性严重，有三个造反派头目，各有一派势力； 二、领导班子不健全，不挑担子，遇到问题绕道走，尤其是主要领导不挑硬担，不辞而别地跑回农村的家，厂里无人管事； 三、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基本上无章可循，上自由班； 四、工人的生产、生活存在实际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根据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工作组认真进行了研究，分别列出哪些是要急需解决的问题，哪些是一时解决不了的，可放后一点，逐步加以解决。 首先，从抓消除派性入手，办了“头头”的学习班，反复学习讲解上级的有关文件，加上多次做个别工作，特别是宣布工作组的态度，不支持任何一个派别，按照厂里制定的规章制度，做得好的表扬、奖励，做的不好的批评教育，做到奖罚分明，同时一旦发现“派性”露头，就及时处理，让它没有滋生的土壤。 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那些喜欢搞“派性”的人，看到没有响应，也就慢慢的消除了。 其次，在消除派性的同时，狠抓了车间班组的建设，把那些有技术、有威信、能带头的老工人、共产党员、复员退伍的军人，选进车间班组的领导班子，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让他们挑起来担子。同时，重新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各项工作都能够做到有章可循。 第三，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铸造车间的劳动繁重，工作条件差，产品质量上不去，工人们提出的一些建议得不到回应，影响了积极性。 我下到这个车间，与工人们打成一片，了解到产品质量上不去的主要原因是：采购的生铁、焦煤质量差：翻砂用的砂子含泥重，透气性不强；化铁炉的炉温低，铁水中的硫排不出去，浇出来的产品出现“冷炸”。针对上述问题，采取了相应措施，去外地采购了一批优质的生铁和焦煤，找到了优质泥沙，化铁炉安装了喷油设备，从而提高了炉温。通过一系列针对所存在的问题地改进，产品的质量得到了提升。 针对工人劳动强度大、车间又矮又小的情况，计划修建一栋大车间，添置行车等工装，彻底解决工人浇灌铸件时“手端肩杠”的问题。这个车间一年后顺利建成，很好的改善了工人们的工作环境，工人们十分高兴，积极性也提高了。 为了解决生活食堂的问题，我了解到工人洗澡，迟到了没有热水，莱的味道不好，有时还要吃冷莱冷饭。主要原因是炊事员少，有些以炊事员的身份招进，干不了几天，就通过关系换了工种，或是调到了外单位。针对这一情况，我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到四名专招炊事员的指标，我下到较为贫因的农村，将那些符合招工条件的贫苦孩子，招到厂里从事炊事员的专项工作，并向他们反复强调是当炊事员，一辈子就是从事炊事员的工作。这几名孩子脱离了农村，当了工人，高兴极了，工作也特别地积极。例如一个叫刘正达的农村孩子，招来后烧锅炉，特别能吃苦，工人不管什么时候下班洗澡，都有热水。有人问他累不累，他说这有什么累的，比在农村轻松多了。这个人当炊事员直到退休，遵守了当初的若言。 对于炒出来的莱不好吃的问题，我去招待所、饭店联系，派炊事员轮流培训，学习烹调技术。经过培训，炒出来的莱味道大不一样，工人们的意见也没有了。 对于工人们的一些实际问题，能解决的尽量帮助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也要做好思想工作。老工人周大本居住困难，我就把分配给我的一间新房让给了他，我搬到了澡堂边的一间杂物屋里，这里只能放一张床，我一直住到离开机械厂。 青年工人曾献文得了一种怪病，经常晕倒，他的家人在常德，身边无人照料。我就晚上照看他，为他送莱、送水、盖被子，后来将他转送到了湘雅医院治好了他的病。 青年木工陈锡金，家住常德市，父亲是汽运公司干部，文革中挨整造成了神经错乱，连儿子也不认识，陈锡金思想不通，想辞职回家照顾父亲，经过反复做工作，并批了几天假，让他回去安排好父亲，有了亲属照顾。陈也安心地回到厂里上班了。恢复高考后，他第一批考到了北京体育学院。大学毕业后，当了一个省级篮球队的教练。 工作组干了一年后，我留任机械厂革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我以厂为家，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工厂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派性没有了，车间班组挑起了大梁，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了，工人们也能自觉遵守，工人的文化生活也开展起来了，大家干活时的心情也舒畅了。 三年的工厂生活，我这个原来对工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学到了很多知识，这些知识是在实践中学到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对我以后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要感谢工人同志们！ 新的县委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县委书记何秋舫同志找我谈话。一走进他的办公室，刚一握手，我就放声大哭起来，就像孩子许久没有见到妈妈一样。文革开始后，几年没有见到领导，他们遭批斗，我当陪斗，心里不知有多难受，但又不能表露出来。 秋舫同志安慰我说，知道你受了委屈，一切都过去了，从现在开始，好好工作吧！接着他说到正题，说县委决定调你回组织部任副部长。我听了后犹豫了一会，不想回组织部，因为我在组织部工作时间久了，还是换一位新同志来担当较好。他看我不想接受，就亮出“底牌”，说你回组织部是地委组织部点的名，县委也同意，你业务熟，能够胜任。见此情况，我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回到了组织部。 贾玉梅同志是当时的组织部部长，我在她的领导下工作。到组织部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配齐县直科局和公社骨干层级领导班子。经过组织部派人考察，很快就初步拟定了名单，报请县委研究决定。县委对这次确定的人员比较满意，对组织部的工作效率也加以肯定。 何秋舫同志任县委书记期间，依靠新的班子完成了两大工程。 一是“向阳河”撇洪工程，将山区发洪水时的洪水，撤引到“向阳河”，流入沅水，解决护城大院受渍的问题。 二是围垦“围提湖”工程，扩大耕地四万多亩。 不久，贾玉梅同志调到常德，我接替了她的位置，担任了组织部部长，兼任纪委书记。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汉寿县召开第四次党代会，我被选为县委副书记，兼任组织部部长、纪委书记。 党的十一大以后，作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汉寿县委立即行动，九月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任命我为组长，组成专门班子，对全县在“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案件，全面进行复查按照党的政策进行落实。 在复查上述“几大运动”冤、假、错案的同时，对汉寿解放前地下党问题，也派专人调查，并经上级批准，解决了这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汉寿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詹乐平，组织委员帅孟奇，宣传委员罗汉荣。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县委书记唐乐平惨遭杀害，国民党反动派将其人头割下并挂在城门示众，同时还有几位同志也遭杀害。此后县党组织与省委失去了联系，党员与县委失去了联系。还活着的党员不服，长期申诉，要求承认其共产党员的资格。由于找不到可靠证明，一直没有结论。 在落实政策过程中，组织部组织了专门力量，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最后报经地委、省委批准，对汉寿地下党的组织予以承认，对周伯诚、罗汉荣等九十三人及外县转入汉寿的十人，恢复了党籍，对因犯有错误不够党员条件的十人的党籍未予承认。 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我深深体会到，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有那样大的决心和魄力，实事求是地处理那么难的问题。 我任县组织部长期间，很注重对青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输送到上级部门的年轻干部中，有七人提为处级，三人提为厅级，两人提为副省级。这些人在地（市）工作的有八人，在省部级工作的有两人，其中一人担任副省长，另一人提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此外，县委还临时安排了其他任务给我，这些任务是其他领导所分管，由于他们年龄大了，或身体有病。但我也不折不扣的去完成。 例如县氮肥厂的拆迁、供销体制改革试点等，都是我去完成的。 县氮肥厂扩建，场地不理想，地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刘佳时同志视察后不满意，也不打算将资金给我们。县委为了争取到这笔资金，派我去氮肥厂解决平整建厂所需土地问题。我吃、住在工地，经过四千民工的日夜奋战，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削平了两座小山，填平了湖汊，平整出了一块有四个足球场那样大的平地，具备了扩建的条件。刘佳时同志再次实地勤察后，十分满意，同意将扩建资金给我们。经过一年的努力，扩建的车间、宿舍、仓库，全部完成。 一九八三年我到地委组织部开会，重点是为即将举行的换届选举做好准备。新的领导班子要符合“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会议结束后，我即安排县组织部按干部“四化”的标准，遴选对象，逐一进行了认真考察，从中拟定了一批符合条件的对象，待县委研究确定。 县委初步确定的名单中有我。 我得到消息后，及时提出我的意见。我认为我不具备干部“四化”的条件，特别是文化不高。请组织安排符合“四化”的同志担任。我将这一要求给地委组织部写信，请领导考虑。最后，领导同意了我的意见，并调离工作了二十六年的汉寿县，到地区轻工业公司任副经理，经理是一位符合“四化”要求的同志。当时，他到省委党校学习，公司由另一位副经理主持工作，没有分配我具体工作，要我先熟悉情况，到企业去转一转。 “轻工业公司”是一个行（业）企（业）合一的机构，除主管直属企业外，也对全区实行行业管理，还可以直接从事经营业务。“轻工业公司”后来改名为“轻工业局”。 一九九三年我被任命为轻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直到一九九六年五月提前半年退休。 在常德市工作九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经委的领导帮助下，常德轻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企业管理有了很大的提高，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九年中，被市经委系统评为先进个人，五次立功，受到提薪一级的奖励。 我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钓鱼，只爱好打盛球这项体育运动。 现在，回顾一些打篮球的故事： 我读五年级时，就喜欢上了蓝球。有一天和几个同学打球，上课迟到了几分钟，走进教室受到了老师严肃地批评，并要我们搬了一条长板凳，拿了一根竹篾片，让我们互相抽打五板屁股。此后，我们再也不敢迟到了。 我在军分区司令部当电话兵时，司令员很喜欢篮球，组织了两个球队，一个是干部队，一个是战士队。干部队有彭一民、王佩华、张国兴、鲁正平、彭世平、魏宝庆等。干部很很牛，当时谁都没有赢过他们，队中有两名“尖子”队员，一位是队长彭一民，个子一米七，人称“小老虎”，他传球快，抢篮板球凶，三步上篮速度快。另一位是王佩华，打前锋，两手都能投篮，运球过人非常灵活，投篮特别准。战士队有蒋祖发、李振湘、王海秋、毛燕民、李天伦、张道再等。队中没有“尖子”，全靠冲劲和团结精神，气势上我们不输他们，反而对方都怕我们。 那时，在公墓公园每天都有篮球赛，看球的人里三层外三层，特别喜欢干部队的比赛。 我调到汉寿县武装部后，武装部的篮球队也是打遍全县无敌手。 我到县机械厂任职后，将几个会打篮球知青招进厂，组建了一支篮球队，推动全厂开展篮球运动，丰富了工人们的业余生活。汉寿县还以我们厂篮球队为主组建了县篮球队，多次代表汉寿县参常德地区组织的篮球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到县委任职后，把一个下放到沧港的老师王爵调到县体委，他上海体育学院毕业，组织能力很强，在推动全县的篮球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久被提拔为县体委副主任。改革开放后，他调到了省体院任职。 现在，年龄大了，不能上场打篮球了，但每逢电视台转播篮球比赛，特别是美国的篮球职业联赛，我是不会缺席的。 我国篮球，虽然有很大进步，但离广大球迷的期望值还有很大的差距，希望我国的篮球健儿们努力、加油，再努力、再加油！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担任县委、轻工局领导的时间不短，有不少亲戚、朋友找我帮他们“解决问题”，但都没能如其所愿，我只能说一声“对不起，敬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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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27 11:3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