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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工商卷）》连载（三）
第三节 战时市场 一、畸形繁荣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大批难民南渡过江。11月，长沙文夕大火。又有难民投奔湘西。1940年，沙市、宜昌相继沦陷。而此时的津市，因有长江天险及洞庭湖阻隔，尚能偏安一隅。于是，江北以及湘中、湘南想从湘西方向入川的难民便在津市停下了脚步。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这些难民中多是有钱的商人和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津市优越的商业环境无疑是他们最佳的选择。此时的市区人口一下由2万猛增至12万之上(一说15万)。一时旅店爆满，居家充盈，市井壅塞，阳由垸堤上、三洲驿桥外，简易棚屋，势如连营。随着人口的剧增与繁杂，外来者为在这人口稠密的弹丸之地赢得自己的生存权，纷纷成立以省籍或府或县籍划分的同乡会。因难民中湖北人占较重比例，同乡会会员人数仅次于江西籍，其会长方德夫的政治地位也日渐擢升，一度登上镇长宝座。战乱期间，各帮派势力膨胀;山头林立，争斗激烈，侵商扰商频繁，商家为求安稳，不得不入门拜把如时为津市南货业理事长的王明富，就先后加入了乾坤洪帮和同善社以保店铺安然无恙。 难民经商多以行商为主，峰值时有数百之众。他们仰仗资金足、信息通，在津市商场纵横捭阖。如花市和米市，这是战时津市最大的两宗出产。花市尤其紧俏，价格波动大，长沙“红盘”往往须等津市开盘后才能成交。由于战时环境的影响，津市商界也打破了过去“开铺坐店”、专业经营的旧习，采取远购远销、跨业经营、快买快卖的经营方式，一般手上不存钱，仓库少存货，加速了货物、资金的周转。最显著的是药业，战前大小药铺仅十几家，战时即发展到36家，年营业额1200多万银圆，为战前的10倍以上。这时的津市，百业俱兴，店铺鳞次栉比，新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那时，夹街上有支由下江人组成的管乐队，每逢有新店开张，都会被接去参加庆典仪式，江南曼丽的曲调在金属的铜管里回旋出来十分悦耳的声音，而洋鼓有节奏的敲打无疑给现场增添了浓浓的喜气，鞭炮屑如同三月的桃花漫天飞舞。往往是这个店子未了，那个店子又来接，于是，七里长街，白日里都是这种此起彼伏的管乐声和鞭炮声。1942年，全市商户达1274家，同类商店集中，形成一条条专业街道。小商小贩遍及街头巷尾，千家有余，商业畸形繁荣。 战争期间，原有的商业秩序被打破，一日数市，利润数倍，其中尤以布匹、百货、香烟、药材、瓷器等业投机性大，产生一批暴发户。江西人颜某，原在老家只是个修补旧衣的业主，战时逃难来津，经人介绍代为安江纱厂在津收购棉花，他利用棉花市场波动大，打时间差，谎报货价，有利归已，亏损报公，几年下来，积聚横财折合光洋达20多万元，在长沙有公馆，在津市有豪宅，并在广州购置房屋四处。陈九思药号战前濒临破产，抗战时期雄黄紧俏，他利用帮会势力，与石门雄黄矿拉上关系，垄断经营，长期赊购该矿雄黄运销外地，远至香港，获利甚丰，一下从破产边缘转为暴发富，拥资光洋达15万之巨，金屋藏娇，并为小妾(女伶)在汉口购房一栋。福顺昌绸布庄一次在外地以桐油拨款购得布匹一批，两船运回津市，随即脱手，一次便获利10万法币，当即购置正街门面房屋一栋。此例繁多，不胜枚举。但悖时倒霉的也有，如“和光”钱庄，在当时津市近百家同行中算是实力雄厚的因经营不善而导致最终破产，遂得一绰号一和本光”。更还有一类人，受暴利诱惑，铤而走险,跑江北(长江北岸鄂西一带)沦陷区走私，偷运出口药材(主要是水银)、纸张、瓷器、棉花、土纱、黄金等，带回西药、颜料、高级面料等。走私获利巨丰，但冒生命危险。因走私在洞庭湖触雷或其他原因致死的时有所闻。如某药店派店员陈某和某纸庄的胡某携带水银、纸张分别偷运江北，一去不归，音讯查无，后悉是触雷身亡。 商业繁忙的景致可在河街一览无遗。河街茶馆多，你若觅得靠河一侧的席位坐着，放眼望去:舟楫云集，桅帆林立，船工如蚁，有的在装货，有的正在卸货，码头工人在跳板间上上下下，有肩挑，有背扛，大件两人抬，若是特大件，则需搭两条跳板，前后四人勾肩搭背喊着号子并行。澧水河上号子多，摇撸、升帆、拉纤、装卸货物都有号子，形式各异，装卸急骤的如电闪雷吼，缓慢的则宛转悠扬，津市人称之为“打长喊”，一般一人领唱，众人合腔，歌词多为即兴而作。1950年代几个苏联人专程跑来津市收集船工号子，回去灌成胶片，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码头是一面镜子，市场的繁荣与萧条都能在这里一眼看到。 人口高度集中，商业极度繁荣，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生活多样化的需求。抗战时期，境内有酒家、旅社、饭铺129家，熟食业25家，茶馆300多家，剧场5处。其时夹街为著名繁华地段，在长不过千米，宽不过3米的小街上，茶肆、酒楼、旅社、剧场、妓院糜集，川味、苏味、鄂味、湘味各色餐馆及风味小吃一应俱全。昌明电灯公司此前因经营不善歇业过一阵子，这时节赶紧注入资金，增添设备，恢复供电。每当夜幕来临，柴油机骤然响起，刹那间，夹街与正街供电的一段一片璀璨。商店门庭若市，剧场人头攒涌，大街小巷，摩肩接踵，行人如织，其喧嚣程度毫不亚于白昼。津市的“小南京”就是这一时期喊出来的。 二、湘鄂川孔道 由于长江封航，入川黄金水道中断，津市作为湘北水运中枢的重要作用突显。整个运输线由水陆两条连成，进川大宗物资主要采购于浙广地区，由衡阳或长沙经水运运抵津市，再改陆运(挑运)至宜昌三斗坪，即可水运入川。出川物资依循原道返回。津市每天发运的进川物资约有1500挑(每挑100至150市斤)左右，出川物资数目也不小，如经津市外运的药材，每年达20余万担，营业金额保持在1000万至1200万银圆。其时，津市的运输商行如雨后春笋，先后达54家，既有专管陆运的，也有水陆联运的。津市一时船舶往来如织，挑夫络经干途，极一时之盛。 进川物资主要有布匹、棉纱、百货、药材、锅铁、纸品等，出川物资以盐、糖、土产为主。其挑运人员以津市箩、轿业工人为主，以及周边四乡农民。组织形式多样，大宗物资(如盐、药材、棉纱等)有单独的运输大队，常年业务一般由专业运输商行承担，也有小股临时组合的运输队。力资无统一标准，由于湘川两地物价悬殊，如盐，在茅坪一担盐约合五、六担谷，在津市一斤盐则达一担谷。利大的物资挑运报酬也就厚，加之返回不愁货，故一路辛苦、危险，人们仍趋之若鹜。挑运队伍中，尤以澧县沿线农民居多，因一年的农田收入还不及跑两趟三斗坪。 跑一趟三斗坪单程约需七天，具体行程为:第一站歇高家堰或青泥潭;第二站歇西斋，此处需过河;第三站歇荟园寺或余家桥，余家桥要涉水;第四站歇安子岭:第五站歇魏家河，此处需过河;第六站歇鄢家坪或生姜坪、赵家坪，其中鄢家坪至赵家坪需乘船约一里:第七天即到乱茅溪或馒头咀，中有一长坡，人称蚂蚁坡，最为险要，上15里，下30里，山坡路窄，仅容一人，五六百级岩磴，鱼贯而上，前后脚头相顶。下坡后为萝卜垱，此处离三斗坪还有35里，傍岩壁走一条沿江小道，途中有一叫手扳岩的地方，全是滑溜溜的壁岩，经过此处需一手攀住岩缝，一手按住扁扣一步一步往前挪，对岸就是日军炮楼(不时打冷枪)，脚下万寸深渊，直可谓命悬一线。当时上去物资主要肩挑，下来物资多为背负，挑夫们一路坎坎坷坷，千辛万苦，不少人累死途中，被同伴“软抬”而归，情景令人悲怆。当时在挑夫中流传这样一句话:“七上八下千层过，肩挑背驮汗成河。” 从1940年开始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三斗坪挑运整整持续了5年。路三斗坪是战争环境下的产物，在这期间，传统大宗的物资集散暂时停止，但湘川物资的大流通使得津市市场畸形繁荣，一时百业兴旺。津市由“大码头”变成了“小南京”。但这极盛一时的繁华是由千万个挑夫的肩膀换来的。从1941年至1945年，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参与挑运者多达万余人，其规模之大，路距之远，道路之险，历时之久，堪称空前绝后。 三、内战时期的津市市场 《津市大事记》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八月十五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了日本帝国主义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津市日报当即印发“号外”。市民聆听喜讯，奔走相告，纷纷走上街头，热血沸腾，举臂欢呼。商店门首悬挂汽灯或电灯，竟放鞭炮。正街巨商大户竟有抬出整箱鞭炮在门首用炭火引燃鸣放者。噼噼啪啪震耳欲聋。鞭炮店一时户限为穿，市民争相购买，存货几尽。大街小巷，欢声雷动。人们通宵狂欢，鞭炮声响彻夜不绝。一夜之间，正街一带路面鞭炮纸屑厚达二寸许。次日，各界联合举行盛大庆祝会，商店门首悬挂国旗和盟国(英、美、法、苏)旗帜。晚上全市灯火通明，举行提灯游行，以“V”字灯为前导，形形色色的灯笼随后而行，犹如火龙蜿蜒于市。全市人民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抗战胜利后，大批外籍商人歇业返乡。长江航运恢复，湘鄂川孔道不再。沸腾一时的津市市场如同一场落下帷幕的大戏，曲终人散，回归到正常水平上来。人口与商户的锐减，导致商品流通量锐减，尤以百货、布匹、纸张等为甚。如杨鼎新纸庄，战时在津市十家商店均有股本，战后业务清淡，于是将资金转到汉口、沙市、益阳、湘潭、长沙等地。如药号“源远长”一次就用20万(银圆)换成桐油、棉花等物质运往长沙，并在长沙、广州置房兴业。药号“协和生”也抽走大部分资金在长沙买房子，囤积药材，作好退路准备。另有锦昌绸庄、光明斋、天成福盐号及一批油行举店迁往长沙，市场一时萧条冷落。 1935年澧水流域大水，津市商业严重受挫，据澧县县政府统计:津市时有坐商621户，从业者3105人，较大商行64家。其中杂粮行17家，油行9家，牲畜行6家，水果行4家，纸炭茶行8家，山货、花行、茶饼、茧行17家，鱼行3家，资本总额72000元(银圆)。次年大丰收，商户增至1064户，比上年增加41.7%。抗战时期，摊贩行商大量增加。1942年统计商户3300多家，其中摊贩有千户左右，行商数百。1945年后，商户锐减，至1947年，仅存500余家。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战时因交通阻塞而受影响的油业、雄黄业、煤油业、竹木业得以恢复。 1946年夏，就任于抗战中期的津市商会会长曹友钦在完成他的最后一项履职--“水上复员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将津市商会的权柄交给了有着“三青团”政治背景的喻兰生。这位出身金号世家被人唤作“喻大哥”的新会长，此时面临的不再是一个黄金满地的世界，面对市场萧条、金融紊乱、物价飞涨、民怨四起，竞选上任的喜悦怕是在这一时刻已荡然无存。战时的繁华落幕，投机取巧，一夜暴富已成过去，市场回归理性。诚然，市场是属于商人的，自然是由商人来拾掇了。 “锦纶”绸庄组建于抗战初期，有店员16人，这在同业中算是不大但也不小了。开业仅两个月，局势恶化，各行各业都在为是否疏散而踌躇。当听到有商界标杆之称的“祥和油行”决意疏散时，“锦纶”毫不犹豫地将全部货物向湘西洪江撤离。自此，一路颠沛流离，险象环生，历时五年，几尽物散人亡。待再返回津市，已是货损八九。但“锦纶”重拾信心，苦心经营，冒着洞庭湖鱼雷密布的危险乘船到汉口并转车去上海采购畅销商品，仅一年时间，获利颇丰，盘存资金已有哔叽一千余匹。在营销手段上，特别注重店铺形象及宣传效应，引进并采用汉口、上海等大口岸的做派。《津市日报》是面向澧水流域各县发行的报纸，影响力大，“锦纶”时不时在上面刊登广告，以博得广告效应。另还在店门两边新辟玻璃橱窗，及时陈列时新商品以吸引顾客。更为取彩的是，首创利用霓虹灯装饰门面用作夜间宣传，这样做，一是提升了店铺的知名度，二是为商街增添了光彩。将文化注入商业，也是“锦纶”的一种创新，最为直接，也最为大众所接受的便是商品广告词。如销售床上用品时，广告内容是;人生一百岁，五十在床上，若无好铺睡，枉活在世上。再如经营四川万县大曲、桔精酒时，就绘制一张李太白醉酒图，上写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名酒一杯，幸福快乐。每周推陈出新，引人注目，使路人印象深刻。如此这般，三两年，“锦纶”便跻身于津市名店行列。 二战结束后，国际桐油市场日渐式微，津市桐油运销口岸由战前的汉口市场逐步转向粤港市场，即在长沙转运入粤，由广帮商人经营出口，因市场生疏，津市油商多受盘剥，加之北方战事加剧，不时有广帮商人收束业务，津市桐油市场一度低迷。1947年，祥和油行老板胡彬生作为湖南省商界代表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商联大会，借机考察粤港两地桐油市场，摸清行情，接洽业务，由是开展津市桐油直接对外贸易，再一次掀起了津市的桐油热，油行由13家猛增到23家年出口桐油恢复到8万担以上，祥和油行的桐油业务一直经营到1951年津市成立国营油脂公司为止。 正是有像“锦纶”“祥和”这样一批商家的坚持，在战后商业严重衰退的大背景下，今非昔比也好，苟延残喘也罢，终于维系了津市商埠在九澧流域及湘鄂边的商业主导地位。(《津市日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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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7-7 11: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