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部队生活—— “引苦”典型
覃道海
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人民闹粮慌,我们为了支援全国人民渡过慌年,每月节约5升大米,弄得精神紧张,采取措施搞瓜菜代,派人上山挖野葛根,掺在面粉里面做馒头等。台湾的蒋匪邦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经常派小股武装特务在沿海挑畔。在这种背景下,部队,特别是福建前线部队,为了稳定军心,提高战斗力,很需要在部队开展“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思想、查斗志、查立场)的新式整军运动。 当时,我所在的雷达八团指挥连,是一个有300多人的连队,分为三个排,每个排100多人,24小时轮流担负着福空指挥所的空中作战任务。根据上级指示,在团、福空雷达兵部工作组指导下,经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在连队开展“两忆三查”运动。要搞好运动,必须先摸排“引苦”典型,我被列为三个“引苦”典型之一,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首先,是连队陈指导员找我谈话,了解解放前我的家庭情况,说明“引苦”典型重要性,对连队开展“两忆三查”的作用等。过了几天,工作组成员、团政治处刘主任找我谈话,了解解放前家庭成员受了哪些压迫和剥削?我都作了回答。又过了几天,工作组成员雷达兵部的熊参谋(大尉)找我谈话,对我提出了“引苦”的具体内容、表情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我表示了理解。经过一段时间培训,组织了一次小范围的试讲,参加试讲的有:工作组成员,连、排以上干部,“引苦”典型,战士代表,一致认为很成功。 这时,领导认为时机成熟,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准备在全连召开大会开始“引苦”。这天,全连(实际是两个排)“引苦”大会开始,我第一个上台发言:“我家三代贫农,祖父覃遵先,父亲覃正贵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解放前,他们父子租种地主张信之33亩田地,一年忙到头,打下的粮食交了租子后,所剩无几,填不饱肚子;一遇天灾人祸,全家人只好饿肚子。我记得祖父死后,父亲无钱请人把祖父的遗体送到澧东乡新度村安葬,只好借一条鸭划子船将祖父的遗体放在小船上,我当时还只有几岁,陪他从仁和垸垸中间的家门口出发,经永丰的黑鱼湖、梅家港、蔡口滩划到澧东新渡。在仁和垸西北角梅家港翻堤时,请人将小船和遗体拖过堤去,卖了两腿耕牛后,才将祖父安葬好。这时,地主张信之看我祖父已死,父亲一人无力将田地种下去了,收回了租种权,将我们一家赶到靠近东港的荒堤上。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在这堤上搭了一个很简陋的棚子来住。临搬家时,父亲将房前屋后自己栽种的树木都砍了,以备过冬时用,地主张信之知道后,要他当乡长的弟弟于自善派人把我父亲叫到东港街上钟泽显的房子里,当时我也跟去了,只见于自善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恶狠狠地对我父亲说:“覃货郎,听说你搬家时,把房子周围的树都砍了,谁叫你这么搞的?限你明天把砍的树全部送回来,否则,就把你抓去坐牢。”吓得我和父亲都不敢做声,浑身直哆嗦。 这时,我母亲朱道秀看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下去了,便丢下我和妹妹覃道秀改嫁出走了,这就叫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母亲离家时,我只有6岁,妹妹只有4岁,她经常在睡梦中找妈妈,还经常哭闹着说:“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们了?”讲到这里,我也忍不住哭了,引起全场一片哭声!这时,会场有人站起来高呼口号:“打倒万恶的旧社会,中国共产党万岁!”把气氛推到了高潮!我后面的两位“引苦”典型发言完后,就散会了,各班又组织忆苦思甜,战友们一致表示:要牢记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苦练杀敌本领,蒋匪邦胆敢来犯,定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这次,我们指挥连忆苦思甜,新式整军运动取得了园满成功,经验和做法印发到了整个福空部队,在部队掀起了轰轰烈烈地忆苦思甜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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