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书那些年

于乾松

我们读书那些年
毕承福

我们这代人的父母一般都是三零年左右出生的人，他们经历过抗日战争，经历过解放战争，他们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文盲，如果有人认识几个字，大都是解放初从耕读学校或者扫盲夜校学来的，有了这个基础，仍不放弃学习的，会在看标语看告示看报看书中继续学习，慢慢的，有一部分人还具备了阅读一些小说的能力。

那时的农村人上街主要是三件事：问行市，看告示，吃饮食，他们将其归纳为“三市”，能玩转这三市的人，都是扫盲学校中的优秀学生，被认为是农民中的杰出者。从父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中，我大致知道了他们扫盲教材的内容，主要是识字教育，教材都将一个个的字编成了字谜——一点一挑，王字改翘，乌龙摆尾，咚嗆咚嗆——馮（冯）。一点点上天，乌云垂两边，上字倒挂着，一人荡秋千——定。一点一撇，遛遛折折，筲箕盖着，四个狗虱——為（为）。一点一横长，一撇撇过墙，十字对十字，日头对月亮——廟（庙）。一点一横一大甩，转个弯儿甩两甩，转个弯儿甩两甩，左一甩，右一甩，一甩一甩又一甩——廖……一个个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方便记忆，父母们不仅自己从中学到不少文字，还拿来做了我们的启蒙教育，因此至今还记得不少。

到了我们该上学的年纪，父母并不太重视我们读书的事，认为认得几个字，不是文盲就可以了。政府却是高瞻远瞩的，早早地就加大动员适龄儿童上学读书的宣传力度，并要求老师下到各生产队走访，不仅登记应该入学的儿童的名单，还要一个一个接他们上学。接我去读书的是李楚珍老师，她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大堤坡上放牛，她问我怎么没有去读书，我说我们家已经有人读书了，我要放牛。她告诉我，读书不是一个家庭的任务，而是每个儿童的责任！不然你以后就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她知道我做不了主，又要我带着她去我家，我父母其实是很开明的，他们没有强制我去读书，是因为我们同龄的那些孩子都那样，因此听李老师一说就允了。那时办校条件是不够好，但政府一直在努力改造，他们将我们大队的一个王家祠堂改造成了大石桥完小，师资不足，就因陋就简，在大队范围聘请一些读过书的人做赤脚老师，只拿工分不拿钱。

我清楚记得教过我们的赤脚老师有吴世堂老师，有王观初老师，王淑媛老师，陈庆年老师……他们的工作和公办老师一样认真，我们在大石桥完成了小学至初中的七年学业，七二年参加中考，效果还很好，进入澧县一中后，从我们那个班出来的同学在一中都比较优秀。回想起来，我们的同学中也有地 主的儿子，也有富 农的女儿，说那时完全不准地富子弟读书，至少对于我们那里来说，是一个谎言。网上经常有一些教授大咖，开口就说他们家是地 主，政府不给他们读书的机会。我猜他们的真实目的未必一定是发泄不满，他们只是在炫耀他们天赋异禀，不读书都这样成大器。生而为人，谁能什么事都一帆风顺，谁没有个跌宕起伏三灾四难的？现在社会发达了，大家都有钱了，每个人都无忧无虑心满意足了，大家就没有一点责怨了么？我看未必，因为总有那么一些人欲壑难平的。说到那时的学杂费，我记得一二年级，一期五毛钱，就是卖十个鸡蛋的钱，以后一期也就是一块，或者一块五，两块，两块五不等。如果开学的时候交不齐，可以分期交，万一困难，可以申请减免，所以说那个时候交不齐学费才没有读书，这也是一个谎言。

我还记得，七三年我们在皇姑山下的澧县一中读书，一期的学杂费伙食费寄宿费，总共才四十二块五毛，只不过每个月要交二十几斤米。我们二十班高中两年，没有一个人因为交不齐学费而辍学的，虽然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米饭中添加了一些红薯末，吃着难以下咽，但我们没有一个同学因为饥饿而出现别的状况。我就想不明白，网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那个时候有多少人饿得黄皮寡瘦，甚至说饿死了多少人，还有些人说，为了活命，经常靠借米充饥。我就在想，他们借的米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还给别人的么？否则，你既然一直在借，又一直在还，不过是前后挪了几天而已。如果一个月没有彻底饥饿着硬抗几天，那也就是临时调剂一下，否则，就应该属于整体安排不当吧，这能拿来控诉当时的社会么？也有人说，老师都说我们是好苗子，可惜那时的教育秩序太差了！和后来相比，条件确实差点，但那是一个什么环境？才解放十来年，一切都在满目疮痍中逐渐恢复元气，人力物力财力经历经验各种条件都不够好，一切都是新建，大多带有尝试的色彩，你说，由以前的私授教育一下走向公办的普及教育，这个跨度有多大，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一步到位不出一点纰漏呢？

我可以以我为例，假如当初不是政府办校的力度大，不是李老师的走访，劝我上学，我不是文盲也是一个半文盲，你让我去控诉那个时代不重视教育，我于心何忍？你能不能用你和你的父辈比比，他们是文盲，我们是中学毕业生，两代人之间有这样大的跨度，你能说那个时代没有作为？良心，这应该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素质！有人一开口就说五几年饿 死 了好多人，是的，那几年确实有些困难，内忧外患而且遭受洪水之灾，加上苏 联 逼债，但政府部门知道，他们也想了许多办法帮人渡过难关。有个大作家说到那个时候就苦不堪言，同时我们又知道，他恰好就是那个时段出生的，而且，现在古稀之年的人，就出生在那个年代，既然苦成那样，难道我们的出生，真的是女娲一条草绳甩出来的？四九年，我国人口四亿多，七零年就是七亿，如果那么饥饿那么困苦那么精疲力尽度日如年，又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这些多出来了人口是怎么产生的呢？还有人说，那个时候不仅贫困，而且白天辛辛苦苦劳动，晚上还要开会。是的，那个时候比较喜欢开会，有人总结说，国民党的税多，共 产 党的会多。

儿童时期，我们经常在会场玩，发现与会的人并不抗拒开会，会议的内容，一般开头学唱歌，接着指导员或者队长传达一点上级精神，最后安排一下明天的工作，大家都心中有数。开会过程中，大家叽叽喳喳的，会场纪律并不好，但就因为不好，大家才有机会倾诉和交流，倒是没有参加会议的人过后要详细打听。这样的开会，培养了大家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彼此的交流能力，其实也相当于夜校的高级扫盲，那代人的思想觉悟一般都比较高，心理积怨少，我想应该得益于那些晚上的开会学习。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闹 革 命的我，也当了一段时间的夜校辅导员，读报纸，讲故事，教歌曲，教唱样 板戏选段，大家其乐融融，学得很开心。在一个精神生活相当困乏的时代，这些活动打开了他们的眼界，让他们走出了心灵的封锁，扩大了社会的交往，其实功德无量。

我要说，我们父辈的思想觉悟，比我们这辈人高许多，淳朴许多。七八年，我因为怕人取笑没有耽误一天的集体工，怀着好玩似的心态偷偷参加了高考，不料居然考上了，和一些小我们许多的人做同学，因为他们都是正正经经读过书的人，我害怕跟不上班，结果并不比他们逊色多少。可见，我们所谓被耽误了的学业，也未必那么惨。所以，我也奉劝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不要人云亦云，我们接受的学校教育也不差。历史是发展的，社会是进步的，这得有它本身的规律，得循序渐进，我们不能断代史般的做些不合理的对比，从而将那时说得一无是处。如果硬要这样，那慈禧太后也会叫苦连天了，因为她一辈子连老人机都没有碰过。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只是想奉劝那些一开口就把那三十年说得一无是处的人，修点口德，将口对着心，不要割断历史，信口雌黄，真正的历史不是用口水堆砌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