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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仕心，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续）
汤仕心和夫人曾珣华。曾珣华，湖北公安闸口人， 1950年在安乡与汤仕心结婚，1952年随丈夫到慈利县工作。
（四） 汤仕心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篇，交代自己身后事情时，深情地说：“慈利是我的第二故乡！一山一水有我的足迹，一草一木流有我的汗水。” 汤仕心，1952年从常德卫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慈利山区工作。他先后在八区东岳观卫生所、十三区枫香坪卫生所工作，都同时兼任所长，做的是开创性工作，白手起家。在东岳观工作时，全区获省卫生厅妇幼保健的红旗先进单位，培养妇幼保健员朱资纯成为第一个卫生所的女所长，培养了杨溪乡接生员陈凤仙成为省里的劳动模范。在枫香坪工作时，麻疹大流行，汤仕心组织巡回医疗队送药上门，并组织群众观看由他导演的“防麻”话剧，效果很好，短期内消灭和杜绝了麻疹的流行，使全区人民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汤仕心刚分配到慈利山区时，“交通极不方便，他爬山涉水抢救危重病人，没有礼拜天，没有节假日，只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为革命奋斗终生的信念（p50）。
1956年，汤仕心参加湖南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在郴州举办的学习班回慈利县后，留在县卫生科工作。当时，卫生科长兼人民医院院长夏应忠已划成右派，曹连升任院长，卫生科的杨巨堂也被清洗回家。诺大的卫生科，就只剩下副科长杜慎再、主管会计徐盛庆和汤仕心，汤仕心负责防疫保健和协助办公室工作。1957年3月，汤仕心和杜慎再、曹连升出席长沙会议，专题讨论成立县卫生防疫站，人民医院和防疫站彻底分家。当时医务人员的思想只愿意医疗，不热心防疫，汤仕心感觉必须端正认识，带头做卫生防疫工作，慈利县的第一台显微镜，就是他从长沙带回来的……
1958年“三面红旗”，汤仕心主观上是尽量紧跟的。同事被安排在柳林乡聚宝村抓计划生育，汤仕心用这个乡解放后八年丰产的粮食和人口相比较，即使亩产一千斤，平均口粮不足450斤。县委的樊部长表扬汤仕心的算账方法有说服力，要汤仕心把人民医院的李家远医生请到柳林铺乡政府，带头结扎输卵管，影响很大。汤仕心在环溪乡搞除害灭病，有声有色。乡党委书记冯继胜亲自任总指挥，在干部会上，他强调“要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岩壳上面长稻谷。脱产干部开会，先交老鼠。改厕所，改猪栏牛栏，猪栏里摆得酒席，牛栏栏里睡得人……”慈利报社吴阳德发表专访文章，“除害灭病基本建设好，环溪乡一马当先点状元。”
可是，就在这年的6月，“经我人民法院判决，历史反革命分子汤仕心回家管制生产”。汤仕心以戴罪之身回到安乡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9月才平反昭雪。全国黄埔军校联谊会成立，各地相继成立分会，大环境改善了，汤仕心处境也日益变好。他感觉自己再不是阶下囚了，有七律抒发激动的心情：“长征落实访山城，慈利风光分外明。林贼四帮粉碎后，青山绿水暖人心。战友重逢追往事，知心相见话真情。”汤仕心仍然选择回到慈利。尽管肃清左的影响需要时间，遇到不少烦心事，但他还是感谢慈利县委领导和慈利人民。家属子女的安排，相继解决，特别是自己工资调级，按政策从21级调到19级，这比当时县卫生局局长的工资都要高，遇到阻力。县委书记赵树立亲自过问，开县委常委会研究解决。1981年度，汤仕心以他积极的工作和精湛的医术被评为先进医务工作者。慈利溪口是革命根据地，汤仕心在回忆录里录入了他满怀深情的书写的歌颂溪口的诗文：
溪口好，溪口好，
革命树红旗，
棉山土染千人血，
澧水沙堆白骨衣，
烈士古来稀；
溪口好，溪口好，
桥锁九杜溪，
隧洞金龙乘客便，
川前银电照明兮，
青山绿水依。汤仕心劳动时，一个人苦吟，苦中有乐……
（五）
汤仕心的回忆录《风雨人生路》“之二”，写1958年6月20日，戴着“历史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回到生他养他的故里安乡，直到1979年平反离开安乡返回慈利，有整整21年时间。这是他人生最应该闪光的时段，但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汤仕心的回忆难免苦涩，但仍然饱含对家乡的山水和人民的深情。
汤仕心老家本来在六合垸，出生时的地名叫西堤片。但这次发落回来，却安排在“八珍生产队”，后来曾经称六合大队十三队，再后来划归丁家渡了，也叫十三队。最近合村，又同属六合垸村了。汤仕心的堂弟汤福科说，这个队低洼，条件相对地说更差一些，安排“五种人”。包队干部是姚家发，年轻，有魄力，但“五风严重”，打骂群众，“反五风”时还挨斗了，撤销职务。听汤福科说，姚家发待汤仕心却还算客气，没为难他。
汤仕心有文化，脑袋瓜灵活。生产队长彭炳杨看重他，安排他在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做饭。汤仕心发现食堂做饭耗煤太多，每顿饭要烧70斤煤。他开动脑筋，想办法节煤。他回收煤渣，掺进食盐，做成煤球，放在灶堂的中央；把好煤做成的煤球放在灶堂的周边，即在渣煤的外围。这样一顿饭的耗煤量节约百分之四十。一时，远近闻名，六合大队组织个生产队的食堂炊事员参观学习。
一年后，即1959年6月，安昌乡党委书记严政斌经协商县公安局同意，安排汤仕心在六合大队卫生所当赤脚医生，成立疗养院，收治因饥饿而患水肿病的病人。当时的大队书记是县人民法院的院长彭次卿下放六合代理的，他询问病人治疗情况。汤仕心从医学角度，说病人大多因为饥饿，属于营养性水肿，即使补充营养，即让他吃饱，又会引起消化不良，导致死亡。汤仕心主张把糙米用碾子碾，用碾出来的米粉做成粑粑分给病人吃，逐步补充营养。彭次卿不满意，说你说来说出都是讲粮食，关系粮食政策。过了几天，两个人在路上相遇，彭次卿问：“你治好了多少病人？为什么治好了的病人又复发了？”态度有些严厉。这时，正好社员陈安定突然跑出来找汤医生，说他的孙子病的厉害，请汤医生上他家看病。彭次卿不等汤医生回答他的提问，也催他先去看病。当汤仕心背着药箱走进陈家，老陈要他坐下，说孙子没生病，是怕“彭院长”难为他吃亏，临时想出来的脱身的办法。汤仕心在病榻上回忆至此，仍深情写道“想来，我至今还思念着他！”
1959年，我已经12岁了，对这个医院印象很深，离刘家渡虎渡河大堤不远。我的姑父彭斯炎就是水肿病人，他个子大，食欲大，吃不饱饭饿出病来的。这年的元旦节，他和几个儿子还在张九台移堤工地上挑土。我作为大队的少先队员代表到工地慰问民工，带着一小木饭桶装着的晒干的白菜，以及白菜里面藏着的盐腌的鲫鱼，本来送给我父亲吃的，因为父亲“开跑”回家了，便转送给姑父父子。当晚他们就在工棚附近用地灶煮着吃了，因为民工也吃不饱饭。下工地后，口粮更少，饥饿加剧。汤医生没有治好我姑父的病，这年的7月9日，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汤仕心在回忆录中说：“安昌公社党委为保护我，把我调到安宏公社卫生院工作”（见p22）。据我分析，汤仕心这里说的“安昌公社党委”，应该是当时辖区还包括“安宏公社”，分成两个公社是这以后的事情，否则，“安昌公社党委”不可能安排安宏公社的人事。我记得我读完小在西李家，只有在1961年以后西李家才属于安宏公社。当时卫生院在唐家铺，所以从此，汤仕心监督劳动的地点转属安宏公社了，汤仕心从慈利回安乡，在安宏公社的时间比在安昌公社的时间还长些。我们时常听到他治好了疑难病症的消息，渐渐形成家乡人民对他“神医”的感觉。汤仕心的回忆录也有同样的记录：“各种小手术、难产、外科、内科成了我的专业，治好了不少病，威信相当高。”同时他家的生活状况，也因为1962年政策好转，“财经下放，我家年年杀猪，有存款，生活相当不错。”汤仕心关于自己处境的真实记录，反映了国家大政策对人民的影响。
正是因为这个短暂的变化，汤仕心的文化精神生活也有“波澜”：
“小河口有个叫胡家振的作家，受到当地知识分子的围攻，特来找我，请汤老师为他出气。我联想起历史上的典故，有寿命最长的，寿命最短的；家庭最富的，或者最有才华的；当官最早的，当官最迟的，写了一首七律诗，诗中意思，让他自己体会：
彭祖寿长两面丝，
颜回命短欲何之。
石崇豪富无佳句，
范氏贫穷有妙诗。
破壶沉舟堪量志，
马前泼水莫成痴。
甘罗运早曾为相，
姜尚年高也得时。”
詩里表现了汤仕心的豁达胸怀，也就是她老伴理解的丈夫“遇事想的开”。
汤医生会写诗，在当地群众中传开了，尤其是文化人，反响很大，不同意见争论热烈。汤仕心兴犹未尽，又写了一首诗：
一阵风波两线丝，
三番五次欲何之。
林内牡丹先示意，
花间粉蝶后情痴。
庭前牧笛山声翠，
江上渔歌水献詩。
人生未晚当投宿，
莫待鸡鸣再失时。
（六）
执行极左路线的年代，政治运动是汤仕心遭遇的晴雨表；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从汤仕心遭遇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国家政治、政策的变化。
1962年执行刘少奇路线，汤仕心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过了几天宽心日子。“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我的厄运来临了。”首先，是小诊所的“财经上收”，查他的“四不清”（p24）。一个医生有什么四不清呢？查他出诊时，在病人家吃饭给粮票、给钱没有，病人家属都是熟人，硬给钱粮反而显得生分。几年时间，统计在一起有231元之多，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字，开群众大会斗争，开始是要他坦白交代，接着就是逼他退赔。结果，汤仕心不仅不堪退赔的重负，他的私人诊所被收回，归卫生院。我联想到常德县中河口大坝村我的一个堂伯父，他在1962年以后，承包了大队的一群湖鸭，每只鸭子每年固定交多少钱的承包款，大队给堂伯一片荒芜的湖田，任其栽种。几年都是如此，大队和牧鸭人都高兴。四清开始了，堂伯一家被打成“四不清”对象，退赔时仓里的粮食刮走了，颗粒不留，像样的家具也抬走了。1965年春节，我随父亲第一次去老家省亲，不仅他家请不起我们吃饭，他们本人也不敢串门陪我们到亲友家吃饭。我至今都记得他们的悲惨遭遇。1982年堂伯的大儿子到常德地委找我“落实政策”，但地委相关部门说这不是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我也只好用“向前看”的大道理宽慰他。
赤脚医生
1965年，汤仕心被赶出卫生院，安排在安宏渔场，没多久，渔场又把汤仕心赶到杨家河一个孤岛上看柴山。一个医生，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却被踢来踢去，似乎成了废物。“杨家河”，虎渡河和松滋河交汇处的一个四面临水的河州。六七十年代时，洲上没有人居住，后来成为县里的芦苇场。汤仕心“看柴山”，还兼管两条水牛。汤仕心回忆：“两条牛很懂人性，天黑了自己回来睡在棚里，它们成了我最好的伙伴。真是：日友芦笋夜伴牛，孤眠胆大守荒洲。”（p24）
“牛出栏了”，——汤仕心的回忆录就是这样写的，我理解是说这两头牛长大了，能排上用场被牵走了。牛棚空出来后，汤仕心一家八口“塞进来”居住。预防涨水，汤仕心在傍窝棚河边系了一条船，如果牛棚进水，好叫家人上船逃生。一天，全家马上要断炊了，汤仕心隔河看见公社书记汤海波，也顾不了脸面，大声求救，请他转告生产队，安排口粮。汤仕心不能等死啊，他带着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义务帮助附近生产队插田，一是混饭吃，二是让孩子学习做农活。可是，当时是一个动辄得咎的年代，他利用河州高地种了一些高粱，秋天收获了400多斤高粱，向粮店里换了200多斤大米，谁知下半年“四清”，被工作队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命令汤仕心全家搬回渔场，接受监督改造。
“彻底改造思想”，是“四清工作队”给汤仕心一家下达的命令。六月的一天，汤仕心到一块砍掉荷杆的荒地“背木牛”，即人代替牛拉犁耕田（应该不是三国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那是一种四轮车，也有说是两轮车。我老家说的“木牛”，是没有耕牛，用人代替。一人扶犁，一般两个人在前面拉经过改造的犁）。汤仕心回忆，“当时 太阳特毒，荷杆刺腿，我几乎昏死在田里。”（p27）一天下午，工作队干部 ，命令汤仕心用泥船推氹粪，不仅要推完5个立方的土粪，还要把氹粪均匀撒在三亩六分稻田里，干完回家，已经半夜鸡叫。文革时“冬天干鱼”，“干鱼”是安乡方言，那时很少养鱼，一般过年过节，在河湖沟港架水车车干水捉鱼（真正的竭泽而渔），分给社员改善生活。造反派男女穿着鞋袜车水，而汤仕心父子则被安排下到冰冷的水里面扶着车筒、捡鱼。下雪了，造反派男女穿着鞋袜都感到冷，一阵风跑回家了，汤仕心父子还要收拾“残局”，两腿被冻、被冰块刺伤，回到家里时鲜血直流。汤仕心也不会忘记每年三月扎木排下河捞鱼苗。白天背纤，晚上只身一人一半睡在鸭棚里看守木排，令人孤寂害怕。他仍不失幽默，把自己比作药房里的海浮石，拟写了一副对联：
夜守沙洲沙浪打沉海浮石
日爬河坑河风吹来少年郎
因为农村缺医少药，汤仕心毕竟是远近闻名的医生，不久被安排在洪湖大队当赤脚医生，因为免费给社员群众治病，治好了一些急诊和疑难病，大家强烈要求，造反派无奈，又安排汤仕心到公社卫生院。
文革即将结束，安宏开展迁坟运动，把零星墓地集中在一片沙滩上。汤仕心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和死人对话》诗：
沙坡洲上闹扬州，死鬼翻身问白头。
酷暑严寒空岁月，甜酸苦辣几多秋。
衣衾棺椁今何在，富贵荣华永罢休。
人生留得芳名史，争名争利愧含羞。
“闹扬州”，扬州自古是全国十大诡异之地。明末清初，史可法抗清失败，清军屠城十日。扬州有一个地方叫“螺丝结顶”，其实就是“垒尸及顶 ”的意思，清军杀人地地方。另“闹扬州”，又叫“峨眉恶僧传”，最早见于扬州评话、徐州琴书等说唱艺术形式，扬州评话艺人王少堂（1889年-1968年）先生早年曾演说此书，后授于金文声先生，金先生深得此书三昧，每每演之，无不引人入胜。
补叙：我的高中同学阅读《“神医”汤仕心》后留言：你说的这个神医汤仕心我也认识，大概是六几年下放到安宏养殖厂，因养殖厂隔我家不远，所以彼此认识，他家有八个子女，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大女儿叫习平，再有叫可可，丁丁，儿子一个叫子云，一个叫及时，还有一子一女叫什么记不得了。后来因养殖厂转移到院子中去，他家也搬家了，后来听说7几年给他平反后，又回到了慈利。他的几个子女比我弟妹们小不了几岁，因此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汤的爱人也经常到我们家和我妈我外婆聊天，只是那些年我不在家，见得少，但他一家人的音容笑貌依稀还记得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祖墓修好后，汤仕心夫妇（中排左六、左七）率子孙 回老家六合垸挂山，与亲友合影；现在仍然住六合垸老家的 堂弟汤福科（后排左二）和弟媳彭金莲（二排左二）参加合影。
（七）
我的写作，虽然因为汤仕心先生的老家和我是一个地方，——人民公社时叫生产队，后来不兴公社了叫村民小组，——有我的耳闻目睹，但主要依据是他的堂弟汤福科送给我的《风雨人生》这本书。现在这本书的全称是《风雨人生——我的父亲母亲》，很显然，是以其子女的名义编辑出版的。书的目录正文有两篇章，“第一篇章 黄埔魂，我的风雨人生”；“第二篇章 伟大的母爱 伟大的母亲”。第一篇章有四篇文章，均以“我的风雨人生”为题，标明“之一”“之二”“之三”和“之四”，时间分别是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一，三月二十七，三月，四月。汤仕心去世是在1995年4月。另外有一篇题为“特色的葬礼与起死回生的巨变”，时间是三月，文章的内容是交代后事。
汤仕心说他是“乙亥年正月初九在长沙附一确诊为肝癌”，公历是1995年2月8日，他决定写回忆录是在自己被确诊为癌症之后，生命的最后时刻，前四篇注明是“在家庭病床上”，最后一篇是“于长沙”。老人忍受病痛的折磨写出的文章，既是他最后对亲人的嘱咐，也是他对世人和社会的交待，是想说非说不可的话。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知道他的人生轨迹，也可以体会到他的人性品格。但是，毋庸讳言，他没有精力给予文章润色加工，甚至有些事情的记述不清楚，甚至混乱。子女的编辑，也可能有些匆忙，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因此，我发的这组文章，既有原著做依据，也有我的归纳和理解，不一定准确。这里，为了大家对传主有清晰的认识，我将汤仕心的生平作如次梳理：汤仕心，1924年10月13日，出生于安乡县安昌乡六合垸，小地名西堤，现在的地名是安乡县三岔河镇六合垸村第六村民小组。1942年，他参加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次年报考宪兵部队，经过两期训练，成为正式的宪兵上等兵，分配在榆湾东站（怀化）担任检查工作。1944年，私自跑到辰溪报考黄埔军校，主考官破例提前单独给予考试，并且被录取。他是黄埔军校第21期第18中队学员，先后在武冈二分校和成都分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106军192师575团当警卫排长，不久提升为中尉副连长。内战时期，部队移防芜湖途中，不少官兵逃跑，他被少将参谋长口头任命为少校参谋。因为与部队里的共产党员同学有接触，营长向他透露，部队到广西桂林后将对他进行“军审”，更坚定了他脱离国民党军队的决心，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在广西湖南交界的地方跑回湖南老家，时间在湖南和平解放的前夕。1950年结婚，妻子是紧靠安乡老家的湖北省公安县闸口镇人。1951年湖南省卫生技术学校常德医士部创立并招生，汤仕心考入该校。毕业后分配在慈利县工作，先后在东岳观、枫香坪等地任卫生所长兼医生。1958年，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回安乡监督劳动改造，受尽折磨。1979年平反，重回慈利，仍然从事医生职业，直到退休。1995年2月8日，到长沙被诊断为肝癌。4月，去世，享年72岁。
【书名题字：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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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22 17:3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