澧县二中，你的青春有我见证

于乾松

澧县二中，你的青春有我见证




高46班陈华君

几年前看到过一条微博，大意是说“思想好比是内裤，你不能没有，但是也不可以为了证明你有就动不动露出来炫耀一番”，心里一直认为这话说得很高妙。

最近碰到一个难题，很希望就此向这位博主请教请教：如果人家态度诚恳、指名道姓要参观我的内裤，答应后才发现，原来自认为颇为华美的内裤其实皱皱巴巴，而且很可能屁股上破有大洞，你说是不是还要让他参观呢？

事情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杨黎明同学来电话，说读了我博客上的几篇文章，觉得不错，加上又有我们共同的同窗好友王雄、李立峰，甚至还有於才军老师的推荐，想让我为二中九零届同学会纪念册写篇文章。

因为我也曾经在二中读过，虽然是有始无终（刚好在二中三个学期后转学到四中，名符其实地“半”途而废），算不得二中九零届学生，但好歹也是八七级的，并非完全无巴无挨；更因为我读书时写作文大概是“臭名昭著”（否则也不至于有老师和同学推荐），自己也是见猎心喜，稀里糊涂在电话里就答应下来。

我对自己的作文能力一向是颇为自信、自负的，谁知答应杨黎明的当天晚上，把他“觉得不错”的文字找出来一重读，才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原先自认为很独到的见解，也只不过是“矮子看戏、人云亦云”而已，这让我非常沮丧。

好在杨黎明也不是要现场即时参观，我也许可以补救补救，将皱巴巴的地方抻一抻，把屁股上的洞垫巴垫巴，不至于“露白”（如果身上还有那么一点儿地方可以称“白”的话)就行了。

既然说了自己是二中八七级的，日历当然只能回翻到1987年9月。

看过新生榜后得知，我被分到高46班，班主任是夏清波老师。

当时高一年级的教室设在实验楼里，实验楼（其实应该叫“综合楼”更恰当一点）是一幢三层老式复合楼，没有阳台，走廊在中间，采光条件很不好，教室都位于靠南的一侧，只有45班在二楼，其余都在三楼。

底层是一些办公室和单身老师宿舍，二楼南侧45班教室两端是两个实验室，北侧大约是器材室，三楼南侧就光三个教室，北侧一些房间门长期紧锁，好像从未打开过，很神秘的样子。

过了一段时间稍稍熟悉后，知道了各科老师的名字：语文老师於才军、数学老师黄道兰、外语老师刘迎春，物理老师毛鹏、化学老师就是班主任夏清波、政治老师周天福、历史老师马波，体育老师张如旦。

当时我们每两周还有一堂音乐课，老师是李育英。此外，实验课还有专门的实验老师，好像姓杨，名字就不知道了。

各科老师中，刘迎春老师大概最年轻，是位时髦女性，而於才军和马波老师都刚大学毕业新分配来，比学生大不了几岁,也是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小伙子。

黄道兰、夏清波老师都是成家不久的年轻女性，我恍惚记得那时黄道兰老师的孩子还在哺乳期。毛鹏和张如旦老师都是男性，年纪不能确定，周天福和实验室杨老师同为中年男子。

年纪大的是李育英老师，人称“李老爷子”，大约在“文革”中遭受过身体迫害，常向我们伸出他那两根被打残的手指，讲述在那段共和国荒唐历史中的遭遇。

当时二中校长是李生炮，原先是四中的校长，和我同为车溪乡人，副校长是王淑兰，政教主任叫付冠猛。

我那时学习上和外貌上都没什么突出特点，虽然前些天在微信上看见同班学杜冲回忆当时我的外貌时，说我“浓眉、厚唇、发型长期偏菊花”（我还真懂“偏菊花”是什么意思，单方面理解为“乱得像鸟巢”)。

但这也算不上突出，当时班上就有好几个浓眉，厚唇、发型长期“偏菊花”的男生。

对了，我报名时班主任夏老师还“噢”了一声；“还是县作文竞赛的得奖学生啦”，不知这算不算“突出特点”，不过我想，比“偏菊花”总要突出一些吧，最直接的效果就第一学期我被任命为语文课代表。

我是从涔南中学初中毕业的，当时46班的“涔南帮”成员还有陈胜、曾祥林，李立峰、王雄、刘年新，女同学有刘海英、熊美娇、唐敦群，还有一两个我想不起来了。

这中间有个男生姓肖，个头小小的，好像是叫肖诗为还是什么的，和李立峰初三也是同班，不过当时我们交往不多，初中时最好的朋友是杜平，但他被分在45班。

和我最先熟悉起来的是周玉平，他是校体训队队员，火连坡人，初中时作为体育特长生被招进二中初中部，长得忒帅，当时我在一篇“小说”中把他同日本影星三浦友和，高仓健相提并论。

我已记不清为什么最先和他交往，而不是像别的同学那样都是和自己初中同学继续加深情感，可能是最先和他同桌吧。那段时间我们真是“食则同‘钵’。寝则同床”（他有一个特大号的红底起白菱花的搪瓷饭盆，被我不客气地名之曰“精制狗钵”，相应地，那把特大号的饭勺叫“精制粪瓢”)。

因为他要参加训练，基本上由我打饭，餐票归我支配。由于我的消费意识比较“超前”，时常寅吃卯粮，弄得他经常屁颠屁颠地四处张罗餐票。不久，他见势不妙，就跟我“脱离阵线”了。

同班同学也都慢慢熟悉起来，好几个同学开始和我来往。比如丁国民，绰号“丁狗子”，澧东人，长得特别浑实，孔武有力的样子，他人挺随和，但绝不向强势低头。

陈威阳，我总爱把他的名字写成“陈畏洋”，奚落他是“洋人的狗腿子”。还有柳云、周用喜、王连兵，他们几个都是澧澹人。

陈威阳和我走得最近，也曾一起吃过“大锅饭”，我把他弄得经常是“饥肠辘辘”，不过因为我同样是“龟肠蝉腹”，他倒是从无怨言。

有时在寝室里眼巴巴看别人吃饭，他抱着胳膊肘儿，板着一张黑脸，噘着厚嘴，站在门口一动不动，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我至今想起都会忍俊不禁。

记得有次也是断顿了，我闷闷不乐地躺在铺上，他忽然喜孜孜地从外面走进来，扯扯我衣襟说：“走，有饭吃了。”

路上他告诉我，刚刚“大个子”给了他一些餐票，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和47班校体训队的“大个子”柳真生是发小。

“大个子”和周玉平是队友，在周玉平和我“同组织”时，肯定也不止一次被“勒索”过餐票，只是他大概从来不会想到会有我这么一位“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的阶级敌人”，在对他进行“隐形剥削”呢。

柳云精一些，从来不上我的“叉”，经济上不伙我的群，基本上是饱食终日。

这时我就充分发挥我的“文学才能”，趁他吃饭时在一旁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地描述厕所里大便的颜色形状，还有粪池中的蛆“拥挤得就像食堂里打饭的学生”的情境，有一次把他讲得当场呕吐。

周用喜人称“喜哥”，高高瘦瘦，一张清秀面孔，动辄喜笑颜开，只是鼻孔被自己的手指锲而不舍地钻得忒大，类似骡马。

王连兵那时长得白白净净、干干巴巴，总是奇怪“金罗那方滴人哪么老是把‘踢哪里’讲成‘克哪里’”。

陈胜和我初中时同校不同班，初中时我们从无来往。因为他是干部子弟，起先我在他面前总有点不自觉地自惭形秽，大约在一学期快结束时才开始和他交往。

这时才发现原来他和我“臭味相投”，所以我们很快就“同流合污”起来，和他过“共产主义生活”受的罪比较少。

他大约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熟人很多，高二、高三都有可以伸手的朋友，我在二中后两个学期一直和他绑着吃，当然免不了他常常替我俩到处申请救济。

后来我想，我之所以能与他结成牢固同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有无比广泛的社会基础”，原来“无产阶级战士”不是神仙，一样要吃五谷杂粮。

杜冲高一第二学期时才从四中转来，个头小小的，长的凹头凹脑，走路一弹一弹，脚下像装了弹簧，这弹簧蕴积了无穷无尽的能量，弹得他的小身躯随时准备“冲天而起”。他好像有些“江湖背景”（当时学校高年级几个有名的“大佬”都罩着他)，像个烂仔，脑瓜却极灵活，学习上令很多成绩优秀的同学都感到巨大威胁。

於才军和马波老师因为刚毕业分配，学校还没来得及安排宿舍，有段时间就临时住在我们下面二楼的实验室里。

当时条件比较简陋，没有床，就睡在水泥实验台上，办公则在另一张水泥台上。

我由于是语文课代表，经常需要交送全班的作业本，因此这情况可能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了解。

有次去送作文本，於老师叫住我：“听说你是县作文竞赛的得奖学生，你能不能把你那篇作文重新写出来？”

我对于那次竞赛本来是非常懊恼的，对那次写作过程也是稀里糊涂，因此极力推辞，但於老师最后还是要求我写出来。

我哪能回忆得出？打算重写一篇交差，又生性懒散，这事最终不了了之。

后来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记得语文作文题是《我爱校园风光美》，於老师看过我的试卷后，要我修改后重写一篇交给他，结果我故伎重施。

那次考试的作文题本来是很俗的，我起先看到也是如被冰雪，几分钟后忽然想起不久前，校政教处付冠猛主任在一节晚自习课上，给我们读了一封我们以前的校友在中越前线猫耳洞中写给我们的信，随信还附了一株采自猫耳洞的小花草。

我灵感突发，以此为基础敷衍成一篇作文，写完后还沾沾自喜。当时因为学习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不久，语言上不免有些相似，但结构、布局并不相仿，譬如结尾就没有呼应开头。后来我读孙犁的《扁豆》，发现也并未呼应开头。

我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成绩在班上排名第31，紧靠着曾祥林，当时班上刚好60人。本来我这成绩属于典型的“可以挽救的对象”，但我印象中，在二中的三个学期就数这次成绩最“优秀”，大约这以后的成绩便滑到了四十多名甚至更靠后，濒临倒数的边缘了。

一年后，我们升到高二，搬出了实验楼，正式进到二中教学大楼了。老师也换了一些，班主任夏老师好像是调出了二中，化学由谭三老师任教，物理由毛鹏老师改为郭祖生老师，郭老师担任班主任。

高二不开历史课，马波老师也就淡出了我们的记忆，其他如故(48班班主任由颜学锦老师换成潘宜元老师)。

教学楼紧挨实验楼的西边，也是三层，规模比实验楼大多了，记得每层有8个教室，除了走廊外，两个楼梯前还设有专门的阳台。

高二年级紧挨着占据了二楼靠西的四个教室，从东往西依次是45班、46班、47班，48班最末，站在教室外面的阳台上，就可以望到隔壁教师进修学校的校景，46班教室靠着西侧的楼梯，进出非常方便。

教学楼后面是一排水泥乒乓球台，课余经常会有许多学生打乒乓球。

我虽然是个“菜鸟”，也偶尔会去凑凑热闹，但基本上是刚一拿到球拍就被淘汰，然而我输球不输口，站在球台边光耍嘴皮子。

陈威阳别的方面不咋地，却打得一手好乒乓球，他发的一手旋球我从来都没接住过。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他发球时的样子：土头土脑在球台前站定，别人打球都猫着腰，他仿佛是为了炫耀自己个头矮，就那么直直地戳在那儿，左手紧紧攥住球不放手，像饿了几天的人拿住个鸡蛋，在球拍上轻抹两三下，然后球拍一“舀”，球就旋过来了，有如武侠片中的“血滴子”，碰着非死即伤。

有一次，他用这种旋球把我轰下台后，我不甘心，在球台边极力嘲笑他打球时的姿势像个“木乃伊”，他铁青着脸一言不发，突然将球拍往台上一板，俯身捡起一块砖头，对着我脑门恶狠狠砸来。

我根本来不及躲闪，脑海里刹那间转过几百个念头，惊恐、委屈而又绝望地想：咱俩能有什么血海深仇，我不就嘴贫了点吗？再往前，不就害你饿过几次肚子吗？也值得下这样的毒手！

等那“砖头”碰到我时才发觉，那不过是块肮脏得像块砖头的海绵。

水泥乒乓球台外边是小操坪（这是相对于学校东南角的大操场而言的，其实除了作运动场，那操场用作集会场所还是够大了的)，学生开会一般都在那儿。

有大范围的，比如全校师生，有小范围的，比如某个年级。

我还能记起几次小范围的会议，有一次大概是课间操时间，李生炮校长召集学生开会，告诫我们不要去攀爬建在男厕所小便池边的围墙。

他表情严肃地说：“我也试着爬了一下，自认为姿势还比较标准，但还是差点掉进小便池里。”

我们哄然大笑，觉得李校长人长得瘦瘦小小，动作笨拙得真是可以，他不知道这并不需要什么“标准姿势”，再一想到他假如真掉了进去，爬起来一身是尿的狼狈样，就更加乐不可支。

还有一次是政教处傅冠猛主任向我们通报社会上的一起刑事案件，但精彩点却在案件外的一点花絮：在那起案件的收网行动中，警察用枪击中了一嫌疑人的屁股，后来到医院取子弹要60块钱，那人的老婆哭嚎着说“就一粒子弹，怎么会要那多钱”，仿佛再多有一颗子弹就能够收费打折一样。

傅主任是复员军人，平素为人严肃古板，却能把那女人的哭腔模仿得如此逼真，也真够难为他的了。

1988年的冬天，我觉得异乎寻常地冷，当时我在一个素材本上写道：“水一流出水龙头，就仿佛冻住了一般，流得有些缓滞了。”这当然是我的个人印象，造成这个印象的原因是分科了，我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想到文科班的态度，仍被留在理科班。

意识到自己已沦为“学渣”的事实，我无心学习，决定转学，在二中的这些片段，到此就只能戛然而止了。

再见，二中！

津市蒋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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