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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轿业史话（二）
文/醴荃
（接上页）轿行业务当时并无明确分工，只是习惯上仁和挡、一文拐、灵宫殿三家以短途为主，其他轿行侧重于长途与市内。但实际中并不严格遵循，因而不免常发生纠葛。20世纪30年代津市出现了人力车，业务上又出现轿与车的矛盾。由于人力车竞争力强, 轿业阵地日渐缩小，矛盾渐趋尖锐，终于酿致一场争斗。后经澧县县政府调解，协议车行拨给轿业一部分人力车，由轿业兼营，一场风波始告平息。纠纷的解决，是一种内部调整，并非业务增加。津市终为一座小城，粥少僧多，业务的不足，尤其时局影响出现的某些特殊情况，是轿业、搬运业、人力车业均须面对的现实。所以1942年后，三业之许多人不得不改行去跑三斗坪(一种人挑的长途运输），有的轿行老板也乘机改当包工头，包揽承运去三斗坪的货物，如牌楼口轿行之龚晓意即是如此。
民国前后，市内业务兴旺, 长短途亦复不少，可算津市轿业之黄金时代。20世纪30年代后旧传统渐被摈弃，新风气趋尚简约，市内业务日益萧条。长短途业务尚不少，但介入了人力车，轿业只能勉强维持小康局面。40年代战火蔓延至湘北，由于战争影响，轿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抗战胜利后，因国民党整个经济濒临崩溃，市场调敝，未恢复元气之轿业，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轿业工人多来自附近农村。工人进轿行不收押金，但要铺保，一般要取3至4个(所谓“铺保”，即由工人请一家或几家店铺出据，表示对其行为负责)。工人进轿行后，如有生意，即向行方租桥，并按规定交租轿费。租轿费俗称“杆子钱”，系按日计算。工人抬轿出去只要还轿时间不超过第二天早晨, 即按一天计。比例约为力资十分之一强。40年代之租费，约当一升米值。也有不管是否有生意，一早就租轿出去，守候于要道路口者，他们是寄希望于饶幸。至于租费，轿子出了门，不管抬人与否，是一分也不能少的。工人不出轿，故不交租轿费，可自己也无收入。而轿行是既不供食宿，也不负担工资，更不管工人是否有活干的。轿行实等于一个无须招徕主顾的经纪。轿行之所以称“行”，大约即因其带有此种“经纪”(牙行）的性质，其不同仅在:卖主的商品为劳力，而经纪从成交中得的报酬，要通过租轿的形式来体现而已。正因如此，工人中出现的问题主要靠自己去处理。因此一些有经验的老工人成了工人们的当然领袖，他们排难解纷，处理业务、公差， 与老板联系日常事务等。 当然最初还要通过形式上的推选。 一般一个轿行都有这样的老工人4人，随缺随补。 工人中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 是经长期酝酿而在工人间逐渐形成的一种习惯，它是处理有关问题的准则。这些规矩， 有的是各地轿行均共同遵守的，如“打对”(所谓“打对”， 系指长途中， 甲地去乙地之轿，中途遇着乙地去甲地之轿时，双方乘客换轿，轿工各自轿原轿返回)。有的则只运用于一地或一家轿行， 如出公差及其补贴等。
与搬运业一样，轿业也有公差。其情况与搬运业大致一样，其不同在于：新工人只需先出3次公差即可参与老工人的轮转。无论新老工人，出差之生活费均为自理， 在家者不给以补贴。另一点即轿业的公差比较多。因津市地当要冲，附近地区之乡保长常在津市要差轿去澧县。本地者更是如此，甚至清明上坟也要差轿。
轿业也有同业公会，它成立于1935年至1936年之间。轿业公会之性质与箩业公会一样，它为各轿行老板所把持。40年代最后一届理事长为龚晓意，先后担任过常务理事、理事者有罗绍武、孙映健、李大冠、杨振林、杨舒富、田南山等人。
解放后，轿业与人力车业合并为车轿业。后取消车轿，车轿业工人乃全部转入搬运工会。交通运输工具逐渐由卡车替代。轿, 作为一种传统交通工具，从此在社会上消失了。
摘自政协湖南津市委员会编纂的《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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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31 14: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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