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路的羔羊”友好的使者（三）

津市吴若愚

“迷路的羔羊”友好的使者（三）

                                                                                                                                                                                                          文/韩川
        第二学期， 学生增加了3倍, 分为5个年级。 学校急需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苏布伦想让所有“穷人的孩子也像富人的孩子一样”，有尊严地学习和生活。在早期，对所有学生免收学费和住宿费, 只收伙食费, 为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校服。苏布伦和喜渥恩向国内报告， 希望理事会拨款5500银圆, 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校园，他们对教育辉煌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和热情。
        苏布伦的宏伟蓝图遭到了宣教主任的无情批评，他怀疑苏布伦迷失了工作的方向，忘记了传教才是传教士的首要任务。教会认为在津市建立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一整套“教育体系”，至少需要18400银圆， 计划极不成熟。教会只做“普及教育”，现在有了学校， 暂时维持不变。
        理事会对教育在中国传教工作中的重要性缺乏了解，引起了苏布伦的惊讶。学校建设计划被否决，并没有让苏布伦止步。缺乏资金，只好暂时取消新校舍的建设计划，将吴家住宅改造成教室和学生宿舍。1904年秋天，学堂成为一所全日制的寄宿制学校， 这样不仅有利于封闭式教育， 避免外界干扰，同时也有利于州城官员孩子的就读。
        五年制的小学部，最初只有3个班，两个年级，老生在二年级。除芬兰传教士外，还需要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老师，教授中文、古典文学、算术、地理、历史、英语等课程。学校从湖北聘请了樊纯武、鲍士彬两位教师，以及澧州中学堂的何恒六先生，苏布伦亲任校长，负责教务，中国老师负贵大部分教学。津兰学堂改为津兰中学后，下设小学部。
        1905年年初，澧州童试的试题中出现了外国债券的意义和用途，让7000名考生大跌眼镜。9月2日，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制度，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借助传统的教育进入上层社会，新学成为唯一的途径，津兰学堂的出现，恰逢其时， 引起了知识分子的高度兴趣。
        两湖总督派遣20名女学生前往日本, 接受师范教育。1905年9月，苏德曼夫人(Ellen Sjöblom)结束了在牯岭的两年中文学习，抵达津市，开始创办女子学校。1906年，津兰女校开学，除苏德曼外，还有白云英(Laura Nyberg)和梅先春的德国夫人(Elisabeth Meedar)担任教师，澧州教育官员劝学所所长龙虞臣的夫人负责教授汉语和古典文学。最初有十几位学生，她们中的大多数后来成为澧水流域第一批中国女教师。为了尽快解决中国女教师短缺的难题，苏德曼采取了分期培养教师的方法，她先派一名基督教少女(黄宽苏)到九江卫理公学女子中学学习。与此同时， 苏布伦还创办了信义纺织实业学校，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只教中文， “在布道中生产，在生产中布道”， 是湖南最早的职业学校之一。
        医疗是苏布伦关心的另一个重点工作, 差会最初没有医疗计划。1902年春天，苏布伦在写给国内的信中反复强调:“对中国来说, 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要有传教士医生。”“中国最需要的是传教士医生”，“主要教堂都要有医生”，“传教士医生将担负起推动和平发展的重任”。
                                                                                                                      摘自政协湖南津市委员会编纂的《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