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背影（二）

津市吴若愚

最后的背影（二）

                                                                                                                                                                                            文/韩川
        叶塞尼亚对中国妇女儿童的遭遇非常同情，她在信中写道:“一个年轻的母亲背着背篓从远方的山那边过来，什么！还是头胎, 多么可怜的孩子，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她衣衫褴褛，骨瘦如柴，闭着眼睛，我都以为她死了，我想起了我的女儿。我给我怀中的孩子洗， 她没有牛奶和硼砂给她洗眼睛， 而且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她和孩子也参加宣教，孩子向中国小伙伴讲述圣经的故事，在福音堂高声演唱赞美歌。中国人“常来参观‘洋人的生活”， 他们的饮食、住房，乃至房间的地板和玻璃窗户，都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许多西方人认为，传教士家庭是基督教和一夫一妻制的典范， 家庭比宣教更有效，信义会鼓励传教士面对中国客人开放自己的家。
        “在中国成长的芬兰儿童，没有文化上的隔阂。”叶塞尼亚写道。3岁的女儿劳拉谈到与伙伴的区别:“其他孩子都穿中国鞋, 我穿芬兰鞋，因为我是芬兰儿童。他们和中国儿童一起在教堂里玩耍。到了快要上学的年龄， 劳拉感到有些困扰，经常模仿她的小伙伴。她要求母亲给她梳中国女孩的发型， 还要像中国女孩一样用布条裹脚，这使叶塞尼亚惊呆了，中国女孩的脚因为裹脚，无法正常生长面成畸形，他们一直反对中国女孩裹脚的恶习。
        1918年5月，他们失去了未满月的女儿爱丽丝， 叶塞尼亚也因为产后疾病和突如其来的打击，心病交加，在津兰医院的病床上躺了几个月。
        在中国的6年中，甘德伦又有4个女儿在津兰医院出生，他不得不面临子女的教育问题。信义会不愿为传教士家庭请家庭教师，孩子要上学， 传教士不得不带孩子回国读书，许多人也不再回中国。 甘德伦不想离开中国，叶塞尼亚只好在家中，自己教孩子们阅读和数学。
        甘德伦在财务和人事管理上, 与教会发生了冲突， 虽然他试图和总监和解，但没有成功。1923年，在完成了7年的海外工作后，他们夫妻带着孩子回到了芬兰，同时辞去了教会的工作。
        1936年教会招募, 甘德伦再次来到中国。第二年，抗战爆发，津市和芬兰的联系完全中断。没有人可以替换，部分传教士又转移到慈利、 大庸山区，甘德伦是留在津市的唯一男传教士。他抱怨说，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没有时间去乡下，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疲惫和疾病一直困扰他。
        位处荆江前线的津市， 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 人们习惯了在空袭警报下艰难地生活。甘德伦说， 他有几次与镇上的朋友约会时，警报突然响起，他只好拼命跑回教堂。因为西班牙、 芬兰是德日轴心国的附庸国， 教堂不会遭到日军的轰炸。
        1943年，常德会战，津澧沦陷月余, 乡下的教堂都被炮火摧毁了，镇上的天主堂和福音堂居然完好无损, 这引起了驻军的怀疑。 于是下令速捕传教士，准备全部送到集中营。或许是看在教会医护人员抢救伤病员的份上，最后一刻还是放了他们。
        日本投降后，疲惫不堪的传教士陆续踏上了返乡的路。1946年, 甘德伦终于回到了梦魂素绕的家乡， 与分别十年的妻儿相聚。
                                                                                                                     摘自政协湖南津市委员会编纂的《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