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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玉波的文学传奇（四）
文/韩川
他的《巴金论》篇首就说，巴金“处女作《灭亡》经他的友人介绍于《小说月报》发表， 当时颇获得许多读者的赞美。于是， 有许多人向该杂志的编者探听他的真姓名，结果呢， 连编者自己也无从知道。因为巴金是从来不大出面见人的缘故。几月前, 我在宝山路他的好友某君的富所会见了他，大家在一块共过晚餐。他是个很和气的青年， 谈起话来也很诚恳。那时期他正为《时报》写《激流》，打算筹点旅费到欧洲去游历。 我们的谈话大都属于各人私自的情况，所以没有记述之必要。”他评价巴金:“与其如作者自己所说他是个罗曼蒂克的革命家，倒不如说他是个含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革命家来得真切。”
彭小花在《生活在友情中》一书中说:“有一天，巴金在索非家里认识了一位文学评论家贺玉波。 巴金的温和态度和诚恳的谈话给贺玉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贺玉波后来写了一篇《巴金论》，对巴金已经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是当时出现的最有分量的关于巴金及其作品的研究论文。”
他在《写在<郁达夫论>的后面》中叙述了当时他的工作情况，他说:“不知怎地从今年春季我做《茅盾创作的考察》的时候起， 我对于作家论一类的文字有了特别的兴致, 一时竟随口答应给几个书店写两本这类的书。记得是光华书局先要我写《现代中国作家论》，还没有完稿的时候，现代书局又要我写《现代中国女作家》，到了后者已经完竣而前者尚未继续动笔的时候，我却又分心来编《郁达夫论》这本书了。”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时常为作者的文字所感动得流泪，但又不得不站在普罗文学的高度，提出作者的不足，他经常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状态。
他在《沈从文的作品评判》中说:“在我的故乡湘西，有许多不安分的流氓地痞，不是拿钱去买个军官做，便是成群结党来“拖队伍;简直和土匪没有什么分别，占据一块地盘好刮地皮。或是奖励农民种烟勒索重税，并包运烟土；或是逐陷富绅，提取罚款，形同绑票:或是多设苛捐杂税， 以充军饷。他们渐渐变成富有，而一般上中阶级的人民却个个破了产。 这是我故乡人民受大小军官剥削的情形。沈从文的这篇《入伍后》便是描写一部分的那种情形。
他对这位湘西老乡的作品在肯定的同时, 也指出了不足:“作者虽然把那种土匪军队筹措军饷的政策说明了，但说话的语气却是偏重于军队方面的，而对于那些被剥削的人们一点不曾加以同情。”并说“他在作品的开始，只写些无聊的消闲的情形，接着就随便骂人起来”。
贺玉波的《中国女流作家论》被翻译成韩语, 发表在《东亚日报》上。全面介绍了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声誉较高的女作家冰心、 丁玲、卢隐、绿漪、沅君、沈樱、淑华、陈学昭、白微、陈蘅哲等十人的经历以及创作风格。
他曾说:“本书里面找不出存心捧腿或毁骂的地方， 完全以作品的思想与技巧为批评的根据所收的女作家，有的是我幼时的同学， 有的是我现在的朋友，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但我的立论却不以种种的关系为转移。”
他说的幼时的同学是丁铃，他在《丁玲女士论评》中说:“记得我在长沙岳云中学二年级时，她便和三个女学生求得学校当局允许男女同学，与男生受着同等的教育，这在十年前的湖南还是创举呢。我在同学的时候并不曾和她交谈过。我只知道她和我的籍贯同是澧州，现在留在我的脑海里的她的印象只是个身材适中不肥不瘦的、约二十岁的女生。”他称赞:“丁玲女士的作品是具有特殊风格的。她善于分析女子的心理状态，并且来得精确而细腻，又能采用新的结构和大胆的描写。”
与此同时，他与彭家煌、翟然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文艺研究社，亲自撰写了章程，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他全力从事文艺理论的宣传， 大声疾呼作家“到广大的社会里去，最好到那受尽压迫和剥削的下层社会里面去”。
陈斗南旧宅是风凰城里的旅游景点之一，他的散文《恐怖的贺玉波》和《逃亡》，记述了1930年8月15日，他回到津市后，为了逃脱挨户团的追捕，应同学之请，到陈斗南的政治部呆了几天，不久又从军队逃了出来。
摘自政协湖南津市委员会编纂的《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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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19 16:0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