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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刘宗燮（六）
文/刘毅
“文化大革命”是我最不愿意碰触的伤疤，最不愿意回首的往事。可又怎么能够绕得过去那段灰暗的历史呢?它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它像幽灵一样使父亲蒙受不白之冤差点命丧黄泉:它像恶魔般使我和弟妹们有学不能上，不可挽回和弥补地夺走了我们一生中最珍贵最重要的豆蔻芳华。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分亲就被造反派打倒在地靠边站,罪 名是:走瓷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理由是：参加过国民党，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从洋人手中接管了医院, 是洋奴特务。紧接着工宣队进驻医院, 最初的“三结合”把父亲结合进领导班子, 当革委会副主任管理医院业务。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 父亲被判定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洋奴特务”。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一浪高过一浪。 家里被抄了一轮又一轮，家门口还被贴上“牛鬼蛇神窝”大字报对联， 迫使我们一家人只能低头弯腰进出家门。父亲被迫停职反省住“牛 棚”， 关牢房，隔离审查，游街示众， 下跪批斗。我们也被判定为“黑五类”子女而受到牵连辍学停课，被同龄人迎着骂，追着打，逼着喊打倒刘宗變。我不明白过去那些和蔼可亲的面容忽然之间， 怎么就变得那么冷漠且面目全非，就因为参加过国民党?就因为从芬兰人手里接管了医院?就因为当了医院院长是当权派？就因为工资比别人高?这是我似懂非懂地阅读了大量大字报之后，心中得出来的结论。记得一天晚饭时，我忍不住流着泪向父亲发难，内心的郁闷和委屈一发不可收拾，拍案而起质问父亲:“为什么要参加国民党?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的路?为什么当特务?”父亲思考良久回答我说:“这些事情在我加入共产党的时候， 都已经向党组织交代清楚了。组织上也是做过认真调查的。其他的事情我也没有任何隐瞒， 我是清白的， 问心无愧的。”并要求我们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爸爸是无辜的，总有一天事情是会要搞清楚的。”父亲爱曾分明，襟怀坦白，胸怀若谷，始终相信群众， 相信党，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 总会有云开日出的一天。但有一件事情他没有那么自信，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和恐慌，他感觉到了有人要栽赃陷害他, 要置他于死地。他陷入了有理说不清, 有冤没处伸的困境。那就是1949年解放军南下途经津市时，爆发“脑性疟疾”的事情。因为他当时被隔离被打倒的身份, 迫使他有口难辩。他相信组织上会要调查， 但他担心会因为时间过去得太久，茫茫人海找不到当事证人，也担心即便找到当事人，在当时动乱时期的社会背景下, 当事人会不会站出来实事求是地说实话?他清楚这件事情一旦失去真相其后果的严重性。他说那时候他不得不做了最坏的打算…..这件事情本应该是父亲职业生涯中, 最值得大力宣扬表彰和嘉奖的优秀事迹，是一个知识分子爱党、 爱国、 爱解放军战士优秀品质的充分体现，是一段救死扶伤抢救解放军战士生命，可歌可泣值得传颂的美誉佳话。可在二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一件被别有用心的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污茂诽谤为“刘宗變不顾战士死活， 拒绝抢救解放军”的滔天罪行，用心何其阴险胶诈，手段何其狠毒凶残!这样的“重罪” 使父亲遭受到了残酷打击与迫害, 饱受折磨津市纠察总队逮捕入狱, 遭受拳打脚踢皮鞭抽， 被打得血迹斑斑，遍体鳞伤，甚至五花大绑陪杀场。 我们一家人，母亲失去了工作，我们兄妹三人被迫辍学与母亲一起被遣送到湖南常德临澧县柏枝台公社的一个偏远山村接受劳动改造。
摘自政协湖南津市委员会编纂的《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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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24 15: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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